到前线去,到战壕去
——姚名达
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自浙江集结南窜,叫嚣要打通浙赣铁路,疯狂进攻赣东北。烽烟逼近校门,学生们已无心专注学习,人心惶惶。国立中正大学姚名达教授再也坐不下来做学问了,他认为后方的文人太多,而到前方去的太少。他要到战争第一线去尽国民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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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的夏天,江西兴国青年姚名达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第一届研究生院,师从梁启超研究史学,并从此走上了治学之路。初到研究院,姚名达就立志做史学史研究,他虽在同学中最年少,然攻读却最刻苦,因此颇受梁启超器重。当时,梁任公有病在身,虽扶病授课,却无力写稿,姚名达和同学吴其昌等便担任记录和整理工作。按照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规定,学生在院研究时限为一年,成绩优良者可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在国学院短暂的院史上,留校研究时间最长者为三年,共有三人,姚名达名列其中。梁启超去世后,姚名达离开清华,南下上海,受聘于享誉世界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兼特约撰述。每天除办公时间外,他仍继续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遍读馆中所藏的善本古籍和新书。在汗牛充栋的书海里,姚名达埋头做学问,写下数千万字的读书札记。他自名书室为“史斋”,座右铭是“以损己利人为手段,以创造文化为志愿”,并节衣缩食购置图书,至抗战爆发前,藏书已逾万册。
“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日寇猛烈的炮火,将上海东方图书馆夷为平地,馆藏四十六万册珍贵古籍图书化为灰烬。当时已六十五岁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张元济,与图书馆同人抱头痛哭。姚名达珍藏于编译所十几个铁箱里准备付印的《中国目录学》等书稿,连同他在上海祥瑞里十三号的寓所、家产、书籍及未成稿,也全都化为灰烬。突然降临的炮火,不仅毁了他的家,而且也给了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并立志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史学家的姚名达巨大的打击。毁家失业同时降临,使他狼狈不堪。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恨得咬牙切齿,暗中发誓:“日寇毁掉我们的文化,我们发挥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烧不掉的。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十天后,在无桌无椅的一片狼藉中,他写信给好友胡适说:“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日寇的炮火改变了他和妻子黄心勉的生活轨道,使他们认识了时代,从而走出书斋,步入社会。
姚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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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姚名达不再颓废,重新站立起来。他重新搜集资料,重新撰写被毁书稿,并且开始了新的奋斗计划。他选择妇女问题作为他文化事业的主攻方向,任教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时,夫妻俩又一起开办女子书店,创办《女子月刊》,来做唤醒妇女的播音机。《女子月刊》内容丰富、实用而健康,很快就赢得了读者的青睐,发行量高达万余册,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不多见的。但是办刊物的艰苦与险阻,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女子月刊》第一卷第九期登载的“姚名达紧要启事”有详细叙述:“吾人所入既已尽用于印书,身无余钱,每日买菜仅用小洋贰角,夫妻儿女六人每月伙食共仅十三四元,连零用不过二十元;以致营养不足,面黄肌瘦,较之店员可享食每月八元、每餐三碗之包饭者,已属不如;有时因分文无存,则数日不能买菜,只嚼店员食余之宿饭以度日;此种丑事,真不堪为外人道!”
被炸的商务印书馆
民国时期,一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数百元,加上稿费,本可以过相当富裕舒适的生活,但姚名达夫妇却把全部收入投入出刊物和出书事业中,一家人过着远比所雇店员还艰苦的生活。他们不傻,明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会影响健康,甚至牺牲生命,却义无反顾地去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拥有这种文化殉道者的胸怀,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更需要坚强的毅力。
出版《女子月刊》两年后,1935年4月11日,妻子黄心勉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丢下丈夫和从两岁到九岁的四个儿女。这对姚名达自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但他忍住悲痛,他知道妻子在九泉之下最不放心的是《女子月刊》,因而仍全心投入《女子月刊》的事业,仍坚持每月筹垫数百元的印刷费。妻子去世一周年,深夜,他写下“悲君亦自悲”的祭文,字字血泪:“心勉,我痛念的心勉:死别已一年,你病时的痛苦,死时的凄惨,历历如在目前。遗体的照片无时无刻不在我怀里,每一展视,则昔日的影像立即和汪汪的眼泪同时涌出……在这一年中,所堪告慰的只有《女子月刊》仍继续出版,四个女儿安然无恙,以及自己尚未堕落为狗而已……自你去后,除了书房中增添了两千本书,收音机多开过几十回以外,还是同你生前一样地勤勉、努力,也和你生前一样地在摧残自己,在受人欺侮。只有一点不同,从前遇事有你商量,生气时有你安慰,现在唯有对你的遗照自言自语或跑到坟上尽情一哭,如此而已……仔细想来,我也知道我现在所走的路是自掘坟墓,可是后面有数万热情的大众鞭策着我,已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心勉,等等我,一年来的苦苦相思,也够我受了,你留下这么重的责任给我,便起身走了?慢些!心勉!慢些!等等我!”
1937年,姚名达“穷三度之力,费八月之功”撰写的《中国目录学史》终于问世,掀开了中国现代目录学的新篇章。这年8月,国家正陷于多难之秋。5日这天,上海《大公报》刊出了标题为《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的头条新闻。新闻中说:“……本报昨接××君及××女士以其订婚戒指寄来,嘱转交政府,并附有一函,兹将原函披录如下:……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下全国总动员令,拼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每一个国民必须尽国民的责任。我俩现在谨以至诚,把我俩前几天订婚交换的戒指捐献给中央政府,现已由邮包寄上……为备抗敌之用……我们希望每一国民都能自动捐献其所有于国家(无论货币、金银、古董乃至一切财产,整个生命)!”这封要求“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倡议函,来自复旦大学姚名达教授和他的新婚继任妻子巴怡南,两枚金戒指就是他们的订婚戒指。
京沪相继沦陷,姚名达携老扶幼回到江西武宁。这个时候,他母亲有病,子女尚幼,加上战乱困扰,生活过得清寒动荡,给著述带来不少困难。他常一手抱儿,一手作文,笑谈歌唱,以苦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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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在江西临时省会泰和县杏岭,国立中正大学创建,在校长胡先骕的邀请下,姚名达担任中正大学文史系教授,并改名明志,取号“显微”。“显微”取自《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语。意思是说暗中或细微之处的所作所为,能瞒人而不能瞒己,所以君子应常怀戒惧,于暗处、于细微处、于独处时的行为也应谨慎不苟。由此可知,姚名达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
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疯狂进攻赣东北。烽烟逼近校门,为安全计,国立中正大学决定提前放暑假。姚名达教授再也坐不下来做学问了,在放假前的一堂“国史综析”课上,他倡议组织“战地服务团”,号召同学们踊跃参加。他说:“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抵抗,已深陷敌人于泥沼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战,有愿以兵役为己任者,吾愿意做第一人。这正是热血青年尽忠报国的时候了,到战争第一线去尽我国民的一份力,发扬民族的一份正气。”
6月14日,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宣告成立,姚名达任团长,团员共四十人。到前线服务,他们不是不知道有生命危险,他们抛家室、冒锋刃,舍安就危,出生入死,只是因为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短暂的准备及训练后,25日,战地服务团员身着戎装,列队授旗,齐声宣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誓死战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校师生夹道目送,全团团员戴箬笠、履草鞋,在滂沱大雨中,高唱着团歌:“书生报国今其时,战地服务尽职……”向炮火纷飞的樟树前线阵地进发。当晚,在吉安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姚名达大声疾呼:“再也不能后退了。前方将士固守赣江,天地为屋,云雾为衣,枪林弹雨,伤痛无医,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恪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战地服务团合影
7月3日,战地服务团抵达樟树镇。当时守卫在上高以南、樟树以北与临川一线的驻军是滇军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军部设在樟树,军部前进指挥所设在丰城境南和樟树以北交界地的土木桥与深渡镇间,孙渡军长也坐镇前进指挥所指挥。敌我双方对峙的战线呈犬牙交错之势,两者间最近的只有三四里。为了安全考虑,军部希望战地服务团留在樟树活动,孙渡说:“樟树就是前线,你们已经到了前线。”但姚名达坚决要到最前线去。他告诉军长说:“我们全体团员是抱着牺牲的决心而来的。我们是愿意到最前线去抢救负伤的勇士,纵然赴汤蹈火,虽死不辞!这是我们组团时就已定下的决心,而且我们明天就去。”团员们也都高声呼喊:“我们要到最前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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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军调动了六路人马,向第五十八军新十一师防地作迂回包围。军方要姚名达率战地服务团撤退。但他拒绝撤退:“我们不能后退,我们要上前线去!”随即奔赴前线野战医院,为负伤战士包扎、换药。战火越烧越近,敌人的炮弹已在头上轰鸣,战地服务团只好随野战医院向樟树后撤。7月6日下午,日军骑兵冲上来,第五十八军辎重队和服务团都被冲散了,纷纷奔入丛林中隐藏起来。7月7日,姚名达率团准备从石口村渡过赣江,到石口时天色已晚,团员们便在村里祠堂休息。大家在奔波疲劳中昏昏入睡,朦胧中忽然听见四面八方阵阵狗叫,接着门外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姚名达一听,意识到是敌人来了,立即大声喊道:“大家准备拼命!敌人来了!和日本鬼子拼了!”话音未落,闯进门来的几个日本兵对着屋里一阵扫射,姚名达中弹倒地。这一天正好是“七七事变”五周年。
一介书生,只是想把持一个与世无争的小世界,可万恶的侵略者硬是把他推到纷飞的战火中。那也没什么要紧的,或许,只需那么一个契机,中国文人便会从生命里迸发出一个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真诚和热爱。
噩耗传来,妻子巴怡南没有号啕大哭,因为她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丈夫的临别叮嘱:“不要怕,我死了,孩子虽然会饥寒,但是,我不怕,还有国家为我们后盾,还有世界盟国为我们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