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他的武器
——冼星海
1938年7月7日,武汉举行纪念抗战一周年全城歌咏大会。长江“水上歌咏大会”尤其壮观,无数条大小船只上都有歌咏队在唱歌,高亢的歌声以武汉江面为中心,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歌的狂潮。其中,海星歌咏训练班演唱《在太行山上》,浑厚而激昂的歌声赢得了数万观众的大声喝彩,要求“再来一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后,这首歌曲迅速在大后方、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传唱,偏远乡村的老百姓,甚至黄口小儿都会唱,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可以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吟唱。它像一团爱国主义的火,一团渴望战斗渴望解放的火,生生不息地蔓延着,它是受苦受难的人们心中呕出来的声音,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战场。
这首歌曲的作曲者是冼星海,一位音乐上的饕餮。歌咏大会结束后,冼星海又指挥全体歌咏队员举行火炬游行歌咏,数十万人参加,“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悲壮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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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时,冼星海在法国求学。苦难的祖国惨遭日寇铁蹄的蹂躏,抗日救亡的呼声激发了冼星海身上男儿的血性和拳拳爱国心。他在日记中说:“我不再只为艺术而艺术,终日沉湎于国际音乐家的幻想中了。”巴黎的汽车洋房,塞纳河畔的旖旎风光,优裕的生活条件,都留不住这个曾经饱受饥饿折磨的男人的脚步。他放弃了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的机会,他要与苦难的祖国共命运,以音乐的长矛,去抵御外侮,去直面血腥的战争。
冼星海
回国后,冼星海立即在上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先后创作了《救国军歌》《战歌》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并为《夜半歌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进步影片的主题歌谱曲。那一腔对国家民族的深沉热爱,对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对破碎山河的深切痛惜,都化作了一个个跳跃的音符,自他的笔端汩汩而出。一次,冼星海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的救亡宣传活动。国民党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双方对峙着,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五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高唱边流泪。
“卢沟桥事变”后,华东也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下。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上海,仿佛一夜之间,战火弥漫,硝烟四起。8月19日,冼星海报名参加了由著名戏剧家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简称“演剧二队”。他告别孤单的寡母,全身心投入抗战事业中。启程时,冼星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家信:“别了!亲爱的妈妈,祖国的孩子正在雪洗祖国的耻辱,让那青春的战斗力量支持着那有数千年文明的祖国。我们在祖国的养育下,正如在母亲胎中被抚育一样。为着要生存,我们就得一起努力,保卫那比自己母亲更伟大的祖国。妈妈看了这封信,我想,在您布满皱纹的脸上也许会漾出一丝安慰的微笑吧!”
离开上海后,冼星海和洪深、金山、田方、王莹等演剧二队队员一起,冒着酷暑,躲着敌机的轰炸,出青浦,过苏州,经南京,一路辗转,于9月初到达河南。在开封和洛阳作短暂停留并进行演剧宣传和歌咏大会后,前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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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轰隆隆”的枪炮声粉碎了南京六朝古都的金粉梦,秦淮河畔被血泪浸染,被嘶喊充斥,街头巷陌,血流成河。地处华中的武汉,充当起国民政府的“行都”,成为后方抗战的重要基地。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和各大要员齐聚于此,指挥全国抗战;华北、华东战区各地的军事、民用工厂纷纷迁来落户或由此中转西南;全国各地文艺界爱国人士也都纷至沓来,进行抗战救亡宣传。一时间,千年江城武汉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37年10月初,武汉街头的滚滚人流中,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男子匆匆前行,清瘦、干净、优雅的气质和眉宇间的忧郁,如一朵轻云,笼罩着雨后的春山。此人正是冼星海,他被这股洪流裹挟着,加入武汉救亡宣传的行列。此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冼星海就在武汉地区奔走高歌,积极投身抗战救亡活动,成为武汉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军人物。
那些日子,他只想把一腔热血,投入越燃越烈的抗日救亡中,音符成了他射向侵略者的子弹,歌声是他唤起全国参战的号角。他想让歌声传遍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鼓励人民坚定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他想用那雄壮的歌声压倒敌人的炮声,为中华儿女筑一道抗战必胜的心灵高地。在武汉老通城,一首首战歌在血与火中诞生。短短的时间里,冼星海谱曲六十二首,而且几乎首首脍炙人口,传唱极广。他参加抗战演剧二队活动,又组建海星歌咏队,他当指挥,又教唱歌曲,他的每一个细胞,都为音乐亢奋,为抗战悸动。他还多方奔走,在著名音乐家张曙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把在武汉的全国歌咏界人士统一到抗战行列里来。他把武汉变成了一座“歌咏之城”。
1938年1月17日,在武汉举行的一次歌咏大会上,穿着一身旧长袍的冼星海登上条凳,指挥全场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当唱到第一个“前进”时,冼星海有力地伸出右手;唱第二个“前进”时,伸出左手;当唱到“前进进”时,他跺起了他的左脚。激情四射的指挥,使得场内群众顿时热情高涨、斗志昂扬,热烈的气氛简直能掀翻屋顶。4月,冼星海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音乐科科长,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他创办了六十多个歌咏团体,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震动云霄的救亡歌咏高潮,用响亮的歌声震撼被压迫的民族,慰藉负伤的战士,团结一切苦难的人们。救亡音乐成为抗战文化阵营里一道“铁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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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天,武汉会战如火如荼,日寇步步逼近,美丽的江城已容不下一根音乐指挥棒。这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沙可夫院长签署的聘书,以及全系师生集体签名的附信,聘请冼星海赴延安任教。冼星海高兴地对未婚妻钱韵玲说:“我们到延安去吧。”像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冼星海早就对延安心生向往。这年的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闷得很,把《抗战中的延安》读过一遍就感到很兴奋。看他们一班革命青年节衣缩食地去干革命工作,不断寻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我们虽然在后方,可是比起他们就觉得惭愧得多!我怕自己会渐渐落后而大不前进。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说走就走,这年11月,冼星海与钱韵玲携手离开武汉奔向延安,并在途中结成了伴侣。
冼星海夫妇抵达延安后,延安的文艺界沸腾了。鲁艺的一群师生簇拥着他们进入大礼堂,欢呼声、掌声经久不息。他们住进了一孔简陋的窑洞,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任教授,钱韵玲则在学院的高研班学习。
在延安,住窑洞倒还没什么,粗糙还夹杂着壳的小米却让他有些难以消受,刚开始,冼星海吃一碗就吃不下了,很久以后,才慢慢习惯。毕竟留法六年,洋学生出身,过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同时,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亦与周边环境不时发生冲突,尤其对开会不甚习惯,认为白耽误时间,影响写作。而且,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只有“轻武器”——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有时,他心中的郁闷无处发泄,竟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当时,延安有“四怪”:长发披肩、与众不同的演员塞克,狂放不羁、独往独来的作家萧军,暴躁激烈易犯上的翻译家王实味,另一个就是要吃鸡吃糖,否则无法作曲的冼星海。
但很快,冼星海被“改造”过来,慢慢习惯了开会、听报告,甚至有点爱上政治学习;也慢慢地适应了色泽鲜艳却口感粗糙的小米饭。喜欢喝的咖啡是买不到了,钱韵玲便把黄豆炒熟,磨成粉,拌上红糖,用开水冲成“土咖啡”给丈夫喝;烟斗嘴坏了,他就把一支毛笔杆的笔头拔了,竹笔杆安在烟斗上当烟嘴用。对于艺术家来说,心灵的自由,远比物质的富足更为重要。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这比起上海、武汉时虽不如,但自由安定,根本不愁生计,则是在那些地方所没有的。如果比起法国的生活,更好得多了。”
在延安,冼星海迎来了自己艺术生命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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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一处宽敞的窑洞,与来自第二战区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欢聚一堂,聆听三队诗人光未然朗诵新作《黄河大合唱》。这首大型组诗来自诗人二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四百多行的诗句,二十五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全窑洞听众的心脉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激荡不已。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现场一片寂静。顷刻,掌声雷动。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椅子上,默默听着,突然他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夸下海口”的冼星海没有立即动笔,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同志详细了解抢渡黄河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默默酝酿。愤怒出诗人,激情成就音乐家。创作前,他要求光未然为“作曲”买两斤白糖。因延安吃鸡不易,冼星海退而求其次,吃糖补充能量。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时而抓一撮白糖入嘴,时而从超长烟杆中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则不时地端上为他熬煮的“土咖啡”。六天六夜,冼星海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曲谱,一共八首,包括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一首激昂狂野又婉转抒情的、有划时代意义的乐曲诞生了。
7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公演,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演唱。他那准确的富于音乐语言和情感的肢体手势,把合唱的表现力演绎得淋漓尽致,震动着每个人的心房。演出引起空前轰动。多少中华儿女唱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奔赴抗战最前线。
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指挥排练合唱《黄河大合唱》
“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一直延伸到大河两岸!”这是老舍描述的延安音乐生活。抗日战争年代是一个流血的年代,也是一个歌唱的年代。整个民族都在歌唱,歌唱着去种地、去行军、去打仗、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