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老 舍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下文简称“文协”)成立大会在汉口的总商会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拿笔杆子代枪,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的大幅标语,出席大会的全国著名文艺家有七八百人。会上,众人公推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一职,也就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
此时,距老舍逃离济南不到半年。
1
握着车票在车站等了一天的老舍,终于在深夜挤上了最后一辆离开济南的火车。
为阻止日军南下,韩复榘下令炸毁了黄河铁桥。三声巨响,地动山摇,老舍家门前的树叶“簌簌”而下。也就是炸桥的那三声巨响,让老舍再一次义无反顾地拎起提箱,离开家,离开三个幼小的孩子和大病初愈的妻子。他要守护那点“珍宝”,不能等待敌人来了,把它夺去。
1938年的老舍像
这比妻儿更值得守护的珍宝,是不愿沦为日军铁蹄下做顺民或汉奸的知识分子的气节。
车上得太不容易了。满车都是士兵,满车都是逃难的人群,文弱如老舍,挤不过身强力壮的士兵,又不忍心挤扶老携幼的百姓,在站台上,从车头走到车尾,再从车尾走到车头,都没有容他上车的缝隙。回家吧。出门时儿子小乙问,爸爸几时回来?女儿牵着他的衣角问,爸爸去哪里?他答不出来,只摸摸孩子们的头,无言地离开。上不去车,也好死心地回去跟妻儿厮守,免去这份骨肉分离的撕裂般的疼痛。可是,可是,国仇呢?那颗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让他不能就此放弃。终于,在车尾,陪他等车的朋友认识火车上的茶房,茶房开了窗,朋友帮着把他从车窗塞进去,再把他的行李,一个小提箱,递扔进去。车上已无容身之地,他的“从天而降”惹来士兵们的一阵臭骂。他挤挤挨挨了好一会儿才站稳了脚。有了立锥之地,他那些悲伤愤怒疼痛无奈,便铺天盖地而来。
当夜,这列火车载着老舍和他的满腹愁绪,离开了济南,之后到了泰安,又由泰安走到了徐州,然后到了郑州。这夜,他写了一首诗:“弱儿痴女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潸衣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字字句句,尽是“家在北,身向南”的无尽哀愁和凄怆。
2
三天后,老舍到了武汉。那是1937年11月18日,老舍作为“文艺界尽责的小卒”,正式投入抗战洪流。
在同学家住了几天后,老舍便在武昌华中大学安顿下来。日军飞机频频前来轰炸。武昌的防空设施很简单,只用一些木头搭一个棚子,上面盖了一些沙包。老舍他们只好躲到华中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当时老舍毁家纾难、一只提箱到武汉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抗战中心。冯玉祥知道后,专为老舍题了一首“丘八”诗:“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并把老舍接到自己的住处——武昌千家街福音堂。
由于战局恶化,北平、上海、南京、济南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的一大批作家相继流亡到武汉,武汉成了中国文化名人的临时落脚地。冯玉祥已召集了一批文人,做抗战宣传的杂志和文字编辑工作,何容、老向,画家赵望云,都是老舍的好友,他们招呼老舍一起写文章、编杂志。
聚集在武汉的文艺界名人觉得有必要组织文艺家大联合,“应战,应战,纵没有备下四万万五千万杆枪,我们可有四万万五千万对拳”。当时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周恩来和王明看到眼下国共合作的形势非常好,便找到冯玉祥,商议成立一个爱国抗战的文艺家统一战线,双方不谋而合。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始筹建。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上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比谁都更起劲,更有激情,也更正儿八经。“文协”筹备期间没有一分钱,可是大家都肯自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单凭着这一点齐心协力的精神,便能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1938年的阳春三月,武汉樱花依旧灿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汉口的总商会召开,大会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出席大会的全国著名文艺家有七八百人。老舍连连感叹说:“历史上少见的一件事。谁曾见过几百位写家坐在一处,没有一点成见与隔膜,而都想携起手来,立定了脚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亲热的,一心一德的,成为笔的铁军呢?”下午,在普海春饭店开会期间,凄厉的警报声响起,空袭!大伙儿对视一眼,谁也没有动,还照旧开会。普海春不在租界,他们不管。一个炸弹就可以炸死一大半的中国作家,他们也不管。
“文协”成立合影照
为平衡国共双方的政治力量,“文协”不设理事长或主席之类的最高职务,而是由理事会确定组成总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出版部,来分头负责实施协会的工作。其中,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总会,是实际上的总负责人。众人公推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一职,但老舍认为自己资望不够,也没有办事能力而坚辞。后来,在大家一致的坚持下,为避免僵局,老舍才勉强点头同意。会上,老舍宣读了他和吴组缃起草的宣言,宣言里说:“紧紧伴着民族的苦痛挣扎,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得中国这个文化大国、诗歌大国、散文大国里几乎所有有名的文人齐聚一地,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分散开来,他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般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老舍在入会誓词中这样写道:“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呀!我没有特长,只希望把这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铮铮誓言,是老舍以笔作刀的无畏,是向祖国发出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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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的“大炮”是刊行会刊,出版《抗战文艺》。这个会刊,是抗日战争期间寿命最长的刊物,从1938年5月4日青年节创刊,到1946年5月4日停刊,一共出了七十三期。发行的地点,八年间换了五个。即使武汉撤退期间,在总会已撤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版了四期。
《抗战文艺》纪念特刊
当时,“文协”的几个主任,都是业余的,不领工资,由老舍先生带头,就吃自己的稿费。但就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文协”“穷而乐,睡而不死”,每个礼拜都有活动。那真是一群热心赤诚的、空前活跃的文人。当时有各式各样的会议,比如小说座谈会、诗歌座谈会、戏剧座谈会、民族座谈会、报告文学座谈会等,还给外国作家或者各地来的作家开欢迎会。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穷得连“清茶恭候”也做不到,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主动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都开过会。假如遇到夜间空袭,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老舍可能没有想到,当初那一勉强上任,一任就是七年。在后来每年举行的理事会上,他连年连任,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夏,“文协”派出作家到华北战地去访问抗战将士。同时,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个慰劳团,函请“文协”派员参加,老舍参加了北团。“文协”当然给不了盘缠,老舍便提了个小铺盖卷,带了自己的几块钱,北去远征。慰劳团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阳;由洛阳到襄樊老河口,而后出武关,再到西安;由西安奔兰州,由兰州到榆林,而后到青海、绥远、宁夏、兴集,一共走了五个多月,两万多里。在陕州,老舍几乎被炸死。在兴集,他差一点被山洪冲走。
“文协”总务部主任实在不是个好差事,既无名也无利,只能算是个免费义工。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都得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协会的经济拮据是老舍最头疼的事,作为一介文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职业作家,不得不放下面子,去四处“乞讨”,八方奔走,甚至亲自上门求情作揖索要。复杂的政治环境,也让老舍费尽心力,国共两党关系时而微妙难言,时而剑拔弩张,双方都给老舍施加了不少压力。老舍的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国共关系最微妙时,“文协”的活动受到限制,特别是到重庆后,“文协”的许多活动,都要上报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老舍本人也时常遭到无端的挑剔、监视和跟踪,“只要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打击”。1939年,老舍随战地慰劳团访问延安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居然亲自散布“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谣言。老舍对此十分不满,致信张道藩:“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办事很难,但他不灰心,也不抱怨,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他甘心忍受一切委屈。茅盾在1944年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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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协”的杂事缠身,但老舍从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在强敌迫近、家国濒危之际,老舍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墨是血,笔是刀,“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他停止已经写了十余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创作,写了形式旧、内容新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写了数来宝:“抗战,抗战,全民族的热血急潮!艺术在欢呼狂叫,艺术在血中找到它的王道。雪月风花,一笔勾销,没人再去弄那些哀艳的词调,教小红低唱我吹箫。”对这一时期的写作,老舍后来在《八方风雨》中回忆道:“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该写什么,假如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当时,老舍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遭到许多作家的种种非议,也有人惋惜老舍在浪费自己的文学才能。通俗文艺永远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点老舍何尝不知,只是,他说: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
时代改变的,不仅仅是老舍的艺术追求和文学思想,他的文化心理也在“抗战高于一切”、“救亡高于启蒙”的氛围中发生了变化。他笔下的人物,也与抗战前写的老马、张大哥、猫人、牛天赐等愚昧麻木、贪生怕死、自私苟活的市井人物截然不同。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过这样一个士兵:“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口中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耐,他等着!”
抗战胜利后,老舍因“文协”公务未了,《四世同堂》也尚未完稿,而继续留在重庆。朋友们陆续离开重庆,每次告别,都勾起老舍的惆怅和乡思:“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