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三封信
——左 权
1941年末,日军为准备和配合太平洋战争,确保其战略后方和交通要道安全,提出变中国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标,集中较大兵力反复清剿扫荡华北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极为困难艰苦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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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12月,天寒地冻,霜风凛冽,一个漆黑的深夜,太行山区的辽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一位身材稍显瘦小的军人借着暗淡微弱的煤油灯光,伏案疾书,间或仰头长叹一声。他正给组织写信。信是这样写的:“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中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痛苦过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将近十七年了。在这过程中,我未离党一步,一贯受党的教育与培养,在党内生活,做党内工作。其中没有犯过有损于党的过失,没有在任何斗争情况下动摇过,也没有在艰难困苦前低过头,我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虽由于我之能力低微,无所建树,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的弱点,但自问对党是真实的,对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我亦曾多次想向党要求解决这一不白之冤,但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工作中去表白这一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希中央讨论答复。”
这封信是写给延安的中共中央的,写信人是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蒙受不白之冤,始终是左权的一块心病。于他,为了民族的解放,家庭妻女可以割舍,生命可以置之度外,人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不顾,然而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和声誉是比生命更重要的。
左权
左权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一期,读书期间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作为优秀军官保送苏联留学,就读于闻名于世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是同学。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反“托派”(即托洛茨基派),左权被王明等认定为“托派”嫌疑分子。1930年6月,左权戴着“托派嫌疑”的帽子回国。进入苏区后,因他作战勇敢,才没有被当作反革命处理,但还是在“肃反运动”中给了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好在,毛泽东对左权这位“我的湖南小老乡”特别信任。左权虽吃过洋面包,却非常认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写了大量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论著,被中央评价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为此,左权一直受到重用,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西安事变”后,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杨虎城要求派一位军事专家共同商讨保卫西安,毛泽东选派了左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讨论副总参谋长人选时,毛泽东力排众议,让三十二岁的左权担任此要职。但左权一直在精神上极其苦闷,他的心只能戴着镣铐舞蹈,“托派”是压在他头上的五指山。他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以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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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改编后的红军从陕西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18日深夜,左权给远在湖南老家的叔父左铭三回信。一个月前,他在连天烽火中接到叔父来信说,他大哥左育林已病故,家中老母孤身一人度日艰难,盼他能回家看望。
自从参加革命后,左权再也没有回过湖南老家。现在哥病死、母孤老,他非常想回家探望,略尽孝心。但太行山抗日前线离不开他。他流着泪给叔父回信说:“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系林哥。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万分。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
大儿子病故,小儿子十多年没回家了,年迈的母亲饱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特别想念离家日久的“满仔”(左权小名),盼望他能回家看看。这绝对是人之常情。这样的念头常萦绕在左权脑海,几乎每天深夜,忙完工作后,一想到母亲,他就默默地流泪。这天,朔风凛冽,大雪纷飞,老家的孤母可有棉衣御寒?一念至此,睡意全无。左权披衣坐起给母亲写信:“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实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部捉去,供其兽行。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矿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折叠好信笺,左权对着寂静的暗夜,轻声呼唤:“母亲!孩儿不孝,望您老多保重!”儿子的家信,也许他的小脚母亲不能完全看得明白,但她心里一定知道她引以为傲的小儿子干的是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从儿子二十岁进入黄埔军校那天起,她就知道她的小儿子会给她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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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左权主要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他永远是最忙碌的一个人,作家刘白羽用这样的一段文字来描述:“记得是1939年春天,我认识了左权同志。他是一个十分有军人风度的人,在他微黑的脸上有两只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闭着嘴巴是他那简单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影响他的。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迈着沉着、严正的步伐。在这个掌握着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
左权平时沉静寡言,永远集中全部精力于工作,十余年如一日。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他甚至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总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嘱部属、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太行山上条件艰苦,在八路军总部,左权和战士们一同吃大灶,饭食主要是小米饭、土豆。抗战以来,他每月领五块钱津贴,没有一点私人积蓄,更没有任何个人财产。
写给中央的信没有回音,鬼子又扑上来了。这次规模更庞大、攻势更猛烈。1942年5月,日军集结三万兵力,再次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大扫荡”,计划“铁壁合围”,阴谋合击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形势十分严峻。鉴于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彭德怀、左权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左权提出: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至几路。一切部署完毕,八路军总部各部门于5月23日奉命转移。左权做好随时献身的准备,转移前一晚,他抽空给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写信。不料,信里的话竟成了留给妻女的遗言。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需)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如常,唯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疆(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
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卜(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排(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卜(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好!
左权一家人在一起
想到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左权的心柔软了,像千千万万的普通男人一样,这一刻,他成了宽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4
5月24日,一切按照左权的部署在行动。但由于后勤部门携带物资太多,动作迟缓,影响了整个计划。当夜,上千匹驮着物品的骡马拥在一条大路上前进,你推我挤,天明时才到十字岭附近。人多目标大,彭德怀、左权决定部队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各自为战,左权承担全面指挥突围的重任。面对这一危险处境,左权一边鼓舞士气,一边迅速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彭德怀则坚持要同机关一块突围,双方争执不下。左权严肃地说:“你是副总司令,你安全突围出去就是胜利,机关突围由我指挥。时间不允许争论了。”随即命令警卫人员强行将彭德怀扶上马。目送彭德怀离去后,左权又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继续指挥大队人马突围行动。日军突然包围上来,并伴以飞机大炮肆意轰击。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他不顾危险,高喊着“快卧倒”。第二发炮弹又接踵而至,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多处中弹,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七岁。他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他没能活着摘掉“托派”的帽子,他没能听到刚刚牙牙学语的女儿叫一声“爸爸”。
噩耗传来,左权的生死之交彭德怀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怀疑消息的准确性,直到左权的左轮手枪作为烈士遗物交到他手中,他才默然了。这把左轮手枪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直罗镇战役中,左权以国民党师长牛元峰手中缴获的,后来他一直随身携带使用。左权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朱总司令挥泪即席作挽诗一首,以志哀思:“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最好的纪念,不是在死者血泊的周围踯躅悲伤,而是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向死者与我们所共同坚信的真理前进!1942年10月10日,五千军民为左权举行下葬仪式。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斩钉截铁地说:给烈士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报仇!第二件事是报仇!第三件事还是报仇!当场有五百多热血青年报名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