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钱能窥王莽心

“新”钱能窥王莽心

在我国古代钱币史上，王莽新朝钱可以说是五铢钱一统天下期间，独树一帜的另类钱。其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均采用与以往五铢钱不相同的名称，就连钱文也改成了悬针篆字体，给人以耳目一新，成为钱币史上难得的收藏精品。

这里，我对王莽“新”钱铸制特征不作细说，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加以鉴赏，只想透过王莽“新”钱来说一说个人的浅薄看法，从侧面窥见一下王莽的个人野心和私心。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是我国历史上“新”王朝的建立者。他原本是出身于西汉末年的王氏外戚，于公元9年，代汉而立，取国号“新”，建元“始建国”，史称建兴帝、新始祖高皇帝或新太祖，简称新帝。史学家对王莽的评价自古褒贬不一，有的称他是篡权夺位的巨奸，也有的说他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但史家中也有人称其为史上第一位改革家。现代著名大学者、历史学家胡适先生则称赞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本人不作评论，仅从铸钱这个角度来谈一谈自己的一些小小看法，可以用“成也作秀，败也作秀”来形容，颇为恰当。

王莽在未篡夺汉室天下之前，他是一位很会作秀的人，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就是很会在公众面前“卖萌”。相传，王莽被封新都侯、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期间，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尊敬长辈、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威名远扬，成为当时汉室王朝中一位非常仁爱的大司马官，就连朝野的名流都赞颂他，皆以他为榜样。

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宫廷矛盾激化，王莽果断拥立汉平帝即位，得到了朝野一致拥戴，他也被视为力挽危局的不二人选，更赢得了“周公再世”的美喻，并加号“宰衡”，位列诸侯王公之上。公元6年2月，汉平帝病死（有一说是被王莽所毒杀）后，王莽害怕年长的太子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于是拥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也称孺子婴)为皇太子，并在姑母太皇太后的授意下，代行天子管理朝政国事。从此，王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代，也是他一生“作秀”谋取高位，唯一一次成功之处。

那么，王莽不成功的作秀又有哪些？我个人以为，除了史家有定论的“政体改革失败”之外，四次币制改革“作秀”惨败所导致的民不聊生，也是加速新朝短命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之，在我国历史上，篡夺“汉位”的共有两皇帝，一位是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另一位是曹丕（篡夺东汉政权），但二人结局却大不相同，前者是在位被杀，后者是子袭王权。反差如此之大，关键在于王莽篡位后，高调作秀，强取豪夺，而曹丕则是低调做事，顺理成章。何以见得？还得拿“钱”来说事。

钱币是我国古代王权政治的象征，每一朝新皇帝入主，都要铸行自己的货币，既告示民众新主入宫的信息，又诏示万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执政之意，可以说，钱币就是当时宣传“谁主王政”最有效的大众媒介。

王莽代行皇帝之实权后，自以为羽翼丰满，便急不可待地于居摄（当摄政王）二年（公元7年）推行了第一次币制改革，铸“大泉五十”“契刀五百”和“金错刀”等大钱来强制推行。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大泉五十”一枚相当于五枚“汉五铢”钱，“契刀五百”一枚相当于五百枚“汉五铢”钱，“金错刀”一枚更是价值五千枚“汉五铢”钱。他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削弱汉朝旧势力的垄断财富，另一方面则是大肆收刮民脂民膏，掠夺百姓财富，可见其私心之重，自然会引起众怒，这是他篡位前首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也为篡位后被诛杀埋下了祸根。相比起曹丕之父而言，同样是在行使“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魏王曹操却没有大势张扬，破旧立新，仍以“汉五铢”钱为基础，不声不响地加入自己的货币“魏王五铢”钱，在鱼目混“铢”中，捞取个人政治资本和利益，并没有引起天下众怒，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可以说王莽的私心太明目张胆，而曹操的私心却较为隐蔽。

一个人偶尔犯了错不要紧，只要及时纠正，便能修补过失，令人遗憾的是，王莽犯错之后，又屡教不改，注定他的命运从此一错再错。公元8年腊月(居摄三年十二月)，王莽早想自立为帝的野心昭然若揭，仍假仁假意地以接受皇太子刘婴的禅让为借口急忙称帝，当上皇帝之后的王莽又急不可耐地强行推进自己的政改路线，应该说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效法《周礼》，托古改制”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他的个人理想化色彩，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既有的社会矛盾，反而落得富人恨、穷人怨，致使改革不切实际，屡屡受挫。可以说，王莽改革是在错误时机，用错误的方式，作了错误的决策，从而再次饱尝了错误的苦果。历史已作了总结，这里不再详解，大家可以翻翻历史即可而知，我只从他第二次强行币制改革“作秀”的失败说起。

王莽篡取皇位后，在推行政改的同时，又以君王之令，强制废除了此前的金错刀、契刀和旧五铢钱，除保留他的“大泉五十”大钱继续行用外，又推行“小泉直一”小钱来代替旧五铢钱。显而易见，王莽既是要诏示天下，“吾以为王，子民归顺”的野心，又要操控经济，巧取豪夺，牟取暴利的贪婪私心。这与后来的曹丕“子承父业”后，废“汉五铢”钱却不另铸新钱，仍承用“魏王五铢”钱的做法正好相反。曹丕的聪明就在于只让天下人知道有“吾王”的存在，原先的汉室虽变了样却又没有太大改变，使经济实行平稳过度。由此可见，曹丕的“只做不多说”是高手，而王莽的“既做又说”，完全暴露出其急于称帝和平富的野心，反而让旧势力富豪们和天下人反感他的倒行逆施，如此“作秀”确实是败笔之举。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能知错就改，而有些人却不以为然，知错也不改。王莽就属于后一类人，不识时务，一意孤行，为极力推行自己的“五均六管”新政措施，又急于在次年再行第三次币制改革，不切实际地弄出个五花八门的“宝货”制度来，后来泉界中奉为上品的“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壮布七百”和“大布黄千”钱等名泉珍品就出于此时，反而造成了币制的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物价极不稳定，老百姓未得其利，先蒙其害，更加剧了天下豪强和平民的不满，致使社会急剧动荡。可以说第三次“作秀”好比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

王莽币制改革的不成功，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郡地官员见大钱花样繁多，又有利可图，便私下开炉乱铸大钱，至使部分劣质大钱充于市，有令也难止，商家几乎到了拒收新版大钱的地步，从而使行市和经济日益萧条，国库不仅没有所得，反而日渐空虚，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严重影响到新朝政权的稳固。为此，王莽不得不于天凤元年（公元14年）实行第四次币制改革，想再次“作秀”来挽回民心，但为时以晚，更难以推行，直到地皇元年（公元20年）才彻底废除过去的大小钱，另铸“货泉”和“货布”两款新钱，以此来纠治经济乱象。可他又一次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货泉”虽相当于一铢钱，却比一铢钱轻，“货布”相当于二十五铢钱，分量却不足，其实则又是一次剥削天下财富的劣措之举，致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赤眉、绿林农民起义暴发后，民众和地主豪绅纷纷响应，绿林军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一举攻入长安，在混乱中，王莽被商人杜虞所杀，新朝灭亡。

当我们了解了新朝的来龙去脉，以及王莽多次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之后，就不难理解王莽“新”钱为何会出现在五铢钱独霸天下七百年的夹缝间，也能进一步了解王莽在位时间不长（前后总计18年，其中居摄3年、新朝15年），但钱的品种又为何名目繁多了。可以说，王莽“新”钱的诞生既是其野心勃勃、强行政改的产物，也是其个人私心贪婪、巧取豪夺的侧面写照，更是他一生“作秀”，屡屡失败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