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钱小坑百姓

“熙宁”钱小坑百姓

北宋神宗赵顼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曾铸“熙宁元宝、重宝和通宝”铜、铁钱。元宝钱为小平钱，有楷、篆、行、隶四种书体，重宝钱系折二钱，有大小之分，钱文有楷、篆、隶三种文体，通宝钱为折三铁钱，兼有小平钱，钱文楷书。这几种钱不仅版别复杂，达20余种，铸量也大，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币制混乱，是助推通货膨涨的祸首，常遭百姓深恶痛绝。那么，此钱为何有“最坑老百姓”之说呢？这与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有关。

王安石其人其事大多数人都不陌生，他作为北宋时期的一朝宰相，以变法而扬名天下，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在熙宁年间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改革。起因是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剧烈，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军队战斗力低下，尤其是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连年败北，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到了危机关头。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宋神宗赵顼即位，他是一个富有理想和进取心的好皇帝，即位后一直想实现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他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做事，于次年二月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王安石明确提出“疏理财政，增加收入”的变法理念，作为破解危局的头等大事来抓，主张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紧缺的问题，也是变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他的倡导下，先后制定了诸如《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令，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

从理论上讲，王安石的这些变法措施确实是符合实际的治国安邦良策，也符合他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贯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穿于变法改革的实践之中。如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颁布的《青苗法》中就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时，以比市价略低的价格出售，来平抑市场价格，有利于百姓生活；遇有价格低于平常市价时，就以市价收购，所产生的利钱，按自愿原则，由政府每年分两期向农民贷款，待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使得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不至因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变得越来越穷。又如，熙宁三年十二月颁布的《募役法》（又称“免役法”）中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来替政府做事，把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以保证劳动生产不受影响，从而进一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年，又推行《裁兵法》和《将兵法》。《裁兵法》中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对拱卫京师的禁军要每年进行两次测试，对测试不合格的改为厢军；在厢军期间测试不合格的，要改为平民。以此法杜绝贪生怕死，只吃皇粮而不能打仗的劣兵。在《将兵法》中规定：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个作战单位，每个作战单位安排“将”与“副将”各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随时受命调遣，以提高军队素质。此外，在关乎民生方面，也积极推行税赋改革，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如熙宁四年八月制定的《方田均税条约》，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为繁荣市场，促进商贸业发展，于熙宁五年三月，颁布了《市易法》。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每年交纳二分利息的办法，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平物价之功，以期达到抑兼并也”，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

由此可见，王安石在任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改革，成果有目共睹，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军事实力明显得到了加强，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在与西夏的交战中，最终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这在宋夏交战的历史上也是罕见难得的胜利。

尽管王安石的变法是有益之举，但文人治政的弊端也同时在变法实施过程中暴露无疑。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应该说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是理想社会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可惜的是王安石毕竟生不逢时，个人的“理想主义”认识观，完全超越了自己所处的封建时代。尤其是封建贵族、士大夫和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彻底解决好，反而有悖于时代背景，使得理想变法很不切实际，从一开全始就走进了“怪圈”。特别是《方田均税条约》（所谓“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地肥瘠定为五等（所谓“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以清理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以强征税收的办法，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实施以来，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遭到保守派的有力反击，处处受阻或有所取舍地变通实施，财税虽有增收，但没有消弱豪强地主的利益，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再有，《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出现了个别地方官吏为了各自利益强行给百姓借贷的现象，严重违反了“个人自愿的原则”，使百姓反而变得贫困交加，这些都是王安石推行理想变法后所始料不及的，反而成了反对派攻击的口舌。

其中，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的司马光就是坚决反对者之一。他多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实施新法以来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诸多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历史上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予以回击：“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彻底绝裂，从而引发了朝廷内部的党争之祸。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恶果。改革派王安石虽在任，但已让神宗皇帝深感压力不轻，而司马光也在皇帝面前得不到重用，自请离京，改任西京御史台，自此隐居洛阳15年不问政事，专心主持编撰了长达294卷（约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最终让宋神宗动摇变法改革意志的导火索是，熙宁六年至七年（公元1074年）的中原大旱事件。当时担任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的郑侠上书宋神宗说：“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均无雨干旱，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而北方的辽国又趁机落井下石，屡屡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而造成的”。他一再告诫皇上，旱灾是人祸造成的，王安石为罪魁祸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并非杜撰，还特意将民间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画成了一幅《流民图》呈送皇上。宋神宗大受刺激，他理想中的变法，原本也是想为老百姓安居乐业作点贡献，但看到的画中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使他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产生了怀疑。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这一举动无疑是对王安石施行新法的否定。恰在此时，司马光又借机上书《应诏言朝廷阙失状》一文，再次从中作梗，加剧了王安石的倒台。同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降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但吕惠卿私心自用，借变法之名，中饱私囊，更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王安石被贬十个月后，又被重新诏回京师复职，继续执行变法，而此时的宋神宗对改革已经不如以前那么积极了，王安石感到处处受难也逐渐变得心恢意冷，加之此时王安石的爱子突然病逝，于是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京城，从此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了。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宋哲宗时期的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司马光政治上的短见，或许是推波宋王朝走向衰落的起始，但其专修的《资治通鉴》反而功盖一世，成为一部伟大的不朽之作。

故事说到这里，也许大家会问，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之争，对熙宁钱坑老百姓又有什么因果关系，是不是我在哗众取宠？其实不然。熙宁钱小坑害百姓之事，确与变法关系极大。前面我说过，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是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原则，这与西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赋税思想如出一辙，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我个人来看，当时争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物掠夺，就像辽、金、西夏时期的游牧民族一样，大多采取对中原边境的武力骚扰形式，强抢百姓的财物；另一种则是朝廷在财税上大做手脚，以发行大量货币来巧取豪夺。显然，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那就是多发钱和发大钱。据史载，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量达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时期年铸币量仅32万贯），而北宋时期的一贯钱相当于770文，年铸606万贯即相当于390亿枚小平钱，然面，京师开封当时的米价仅为400文一石，一石约100市斤。从这个实例换算就不难发现，朝廷大量发行的货币已经远远大于了社会的购买力，币烂失重的恶果，必然要造成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通胀的结果只能是政府从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老百姓却倒了大霉。

由此可见，发大钱（如熙宁重宝和通宝铜、铁大钱）所造成的是物不等值，是在背向盘剥百姓和商人的利益。正如《市易法》中规定：向商贩发放贷款，每年交纳二分利息。用现代换算法来讲，也就是说要从中扣除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足见贷款的成本之高，商人所赚的钱，大部分要用去支付利息，个人所得仅是一小部分。从这个简单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吸纳民间资本有多么严重。据当时官方统计数据来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宋神宗的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最高达到1.6亿贯。若按当时的米价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即一石米400文，按现在市场普通米价2.50元/斤估算，400文就相当于现今人民币250元，即1文钱相当于人民币0.625元，那么一贯钱就相当于现在的481.25元。以此推算，熙宁十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来计算，就相当于人民币340.24亿元。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也大得惊人，可想而知，这么多财政收入从哪里来？既然不可能通过发动战争从别国来掠夺，就只能从老百姓手里去“抢”。那幅《流民图》应该说是当时最真实的社会惨状写照，也由此可见，当时老百姓和商人手里拿着那么多“熙宁”钱，还不如一堆臭狗屎，怎能不对变法深恶痛绝？所以说，熙宁钱是最坑老百姓的北宋钱，一点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