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一打”清钱众

江山“一打”清钱众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政权。其前身为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公元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族，并于公元1644年率清军入关，消灭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逐步统一全国，前后共历十二帝。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统治彻底瓦解，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之后，中国进入了民主时期。

清王朝定都北京后，为巩固对中原的统治，采取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措施，富国安邦，先后在不同时期都铸有大量的钱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铸钱较多的王朝。

早在努尔哈赤建国时期就曾铸有年号小平“天命汗钱”，有满、汉两种文体，满文钱面文译作“天命汗钱”，读法从左至右，再上而下。汉文钱“天命通宝”与“天命汗钱”同时开铸，钱文直读，光背无文，书法较差。由于当时满人多不用钱，得到钱后，大多用作装饰品，佩戴于衣帽之上或袍襟之前，据说可避刀枪，以至所铸之钱，多为士兵佩带。其子皇太极继位（公元1626年）后，改元“天聪”，铸有满文折十大钱“天聪汗钱”，背穿上或穿左铸有满文“十”字，穿右书“一两”。有粗字、细字二种，即俗称的“大满文”和“小满文”，此钱传世不多，较为罕见，而其中以细字者最少，为极罕见品。

清朝初期两品钱并不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而是政权象征性的铸币，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直到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爱新觉罗·福临定都北京称皇帝，改元“顺治”，成为清世祖起，才开始在中原地区发行行用货币，由工部、户部设宝源局、宝泉局以及各地开设铸钱局（共24局）来铸钱，至此，清朝各代铸钱才有了统一格式的钱制和样式。此时的清钱，中央所铸正面为汉文、背为满文（宝源或宝泉），地方铸钱正面为汉文、背面为满文“宝”加地局名，新疆局和阿克苏局为回文（地局名）。

自清代顺治以后，清钱出了所谓的“套子钱”，即钱种及样式未变，只是背文纪局名不同，使大小钱之间形成了系列成套的钱品，这也是清钱的一大特色之处。这些套子钱，少则十五局，多则二十七局，因各局铸量差易大，一般收齐不易。

“顺治通宝”钱：为清世祖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1661年）铸，有小平、折二、折十钱，按照背文可分为五种，也就是“顺治五式”，即光背、背星、背纪重、背满、背地局（共21局），因铸量大，行用时间长，存世量丰，普品较常见，以小平母钱、背东一厘、折二试铸钱、折二雕母（祖钱，世仅二品）为珍罕。

“康熙通宝”钱：为清圣祖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年）铸小平、折二和折十钱。全国共设二十四局，为收藏和研究方便，后人将前期的二十局名编成了一首顺口诗：“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此诗也称“诗文二十品”。据说后来又增设了“巩”（甘肃巩昌局），“密”（新疆哈密局）、“川”（四川局）、“贵”（贵州局）、“西”（西昌局）等钱局，但西昌局有争议。除纪局名外，还有少数背星、背月纹、合背钱以及纪地支钱（极罕见），当十大钱传世以背巩十分罕见，背大字“广”“南”“东”及钱文“双点通”者亦少见。据钱谱记载，康熙钱还出过“罗汉钱”，相传是年羹尧熔黄金罗汉所铸，色泽呈金黄色，熙字少一竖，其中背大清及龙凤纹饰的为宫钱。另有福建宝福局曾为康熙六十大寿时铸有背干支的贺寿钱，每年一品，直至康熙驾崩为止，一共铸了十年，存世也罕见。此外，还有雕母钱、样钱存世。

清康熙皇帝在位共61年，因为当时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很快，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也非常发达，所以康熙钱铸造较精美规整，钱型厚重，文字美观大方，而且铸量极大，存世非常丰。

“雍正通宝”钱：为清世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铸，由于雍正在位只13年，铸钱最少，主要延用顺治和康熙钱为主，版式也最为单一，有小平和折二钱两种，背文纪局共十五个：泉、源、浙、苏、河、黔、安、云、晋、武、昌、济、南、川和巩等。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过不少难解之谜，从继位登基到皇宫遇刺，林林总总十数年执政间，有着无数的说不清，而铸钱也是如此。据载十五个钱局中曾有一部分钱局一度停铸过，从而造成了各局铸钱数量上的不均衡，究其原因，史无记载，却反而造成了现今某些品种的珍罕，如宝南、宝川局钱中的美品少见，宝武、宝昌、宝济等局钱也不多见，雕母钱和牙钱更罕。

所谓“牙钱”，又称“牙雕祖钱”，或“象牙雕母钱”，是一种用象牙刻成钱币的样钱。每当朝廷要启用一个新的年号时，就要开铸一种以新的年号为钱文的制钱。宝泉局在颁发新钱之前，由铸钱局雕刻师根据新钱图稿选用上等象牙的血牙（即从活象身上锯下来的，因含血，牙色微黄）为料，经过精心雕刻，以作恭呈皇帝御览之用，由于象牙样钱用料高贵，工艺精致，颇受皇上喜爱，大多自已留下把玩，或作赏赐后宫、大臣之用，故此类象牙样钱绝少流落民间。

“乾隆通宝”钱：为清高宗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1795年)铸小平及折十大钱，钱文大多用宋体字，宝浙局多用楷体字，宝陕和宝川两局用隶体字，背满文纪局，新疆红钱背满文或回文纪局（伊犁、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喀什葛尔、库车等局，因用自产红铜铸成，故称为“红钱”），共计二十六局。版式有单点通和双点通之分，又有生字隆、缶字隆和正字隆（极少）之别，少数钱背有星纹、汉字，又有纪年、纪值、合背、吉语等钱以及私铸劣质钱、鹅眼钱等，品类不下百种，存于世上的有雕母数种，极为珍贵。乾隆钱的质量参差不齐，主要是受私铸泛滥影响。据史料记载，乾隆四十年时，私铸情况日盛，各省官员出现盗铸，政府对此无计可施，加上云南铜产量逐年递减，导致铜价飞涨，铸钱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清政府继而又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先后停铸了宝直、大理、广西、临安等局。同时，鼓励商人从海外进口铜材，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私铸虽有所减少，但官钱不见增加，民间交易缺钱，就出现了使用古钱熔铸的办法，使得这期间的乾隆钱面色暗淡，不如前期钱光泽滑润。到了乾隆五十年后，又相继开了宝直等局，同时放宽了铸钱的标准，钱文字口不整、钱体厚薄不一、外廓宽窄不齐的现象，劣质钱和鹅眼钱大多出于此时。

乾隆皇帝在位60年里施展“文治武功”的治国策略，创造了封建社会里最后一个辉煌盛世，确实与其年号“天道昌隆”寓意相合。其一生多次下江南，但“下江南”的原因众说纷纭，尤其是现今的戏剧中，戏说和演绎的成份居多，其中不乏“艳羡说”“出生说”“私记说”和“徽菜说”，这些说法都有混淆视听之嫌，唯“安抚说”较真。因江浙一带是重要的鱼米之乡，又是明代反清复明的主要根据地，尤其是关乎民生大计的粮、盐、布丝等大多出产于此，是清王朝的重要经济支柱和税收的重要产地，而乾隆作为满族人，深知江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举国之灾。加之，当地又处江、黄、淮河和沿海地区，水灾和海塘堤堰决溃之事时有发生，若不多加关注，必然会引起民怨，从而影响江山的一统与稳固。乾隆分别于十六年(公元1751年)、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共六次下江南，主要安抚民心、检查官吏、任用仕贤、褒奖民商等，他第一次南巡以督察河务海防、考察官方戎政、了解民间疾苦以及奉母游览为由，曾祭明祖陵、拜孔庙，尤其是祭明祖陵更是为了安抚天下，以政治姿势安抚反清复明旧士，顺应天下归满。第二次事因浙商欲与英商广开贸易有关，后不准仅以广州一处通商。第三次事因勘察海塘，减免山东受灾岁贡。第四次事因巡视河务。第五次主要是考察民情吏治，了解民风民俗。第六次主要是一生功德圆满，加封赏赐。可见，“乾康盛世”的由来不是文治武功所能达到的，关键还在于亲民爱民，使得民心永固，应该说“安抚说”最具真实性，也正因为乾隆有如此爱心和忧民之心，才有民间盛传佩带乾隆钱可驱灾辟邪之说，加之，乾隆二字谐音“钱隆”而备受世人追捧。

“嘉庆通宝”钱：为清仁宗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1820年）铸小平、折二和折十（宫钱）等钱，钱文楷书，背有19个纪局名及少数星月纹以及吉字(如：桂、福、寿、康、宁) 吉语（如：天子万年、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日日生财、嘉庆万岁、唯和唯一、如卖三倍、四方来贺、五世同堂）等多达20种，为历代古泉所仅见。嘉庆钱普品铸造量多，每年大约铸六百多万串，数量超过北宋元丰钱，唯“攵庆版”和雕母及某些地方局母钱十分稀贵，也很难得一见，是为上品。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攵庆版”的由来。自明代中期以后，钱文书体大都改由工匠来书写，宝泉局初铸钱都使用“庆“字的规范写法，即庆字底部写作“攵”，但规范的写法字形瘦长，像窈窕淑女的细腰，少了阳刚之气，更重要的是，庆字长了，其他三字也不能太短，否则很不协调，若四个字都那样苗条，既增加布局的难度，又无法达到审美的要求，于是，聪明的工匠们想到了“偷工减笔”的办法，借鉴前人铸钱时在钱文上省笔的做法，将庆字底部的“攵”，减去了一横，既不影响庆字的特征，也无大碍，反倒使庆字变得体态丰腴，更好看了一些，从此往后，正规写法的“攵庆版”被淘汰了，中央户部如此，各省也自然仿效，而这款初铸版因行用时间短且数量少，能流传下来的自然少了，也常不被人注意，其实是难得一见之珍品。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清中期，人们常把清代前五位皇帝的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俗称“五帝钱”，用金丝或红线捆扎成“钱剑”或“摇钱树”或“钱串子”等吉祥物挂在身上或摆放家中，据说有防小人、避邪、旺财之功效。按照阴阳学家的说法，铜钱性刚，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属金，铜质吸收气场的力量比金银都好，具有极强的化解煞气的作用，而铜钱本身形状又是外圆内方，外圆代表天，内方代表地，中间的皇帝年号代表人，将“天、地、人”三者合一，具有扭转乾坤的能量。加之，清初五帝时期正处于我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康乾盛世”时期，时代相连，国运昌盛，社会安定繁荣，帝王独尊，百姓安居乐业，钱币铸造精良，流通时久，得“天、地、人”之精气之和谐，故能镇宅、化凶和兼具旺财的功能。这个传说虽不具有科学性，但却是人们的一种心愿寄托。大家都知道，自清代中后期“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再也永无太平之日，华夏泱泱大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洋人可以肆意践踏和污辱国人，由于后期清政府的无能，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讽刺“五帝”的子孙后代，数典忘宗，国破家亡，从而对“康乾盛世”太平天下的深切怀念。时至今日，民间还将此传说演化成“五帝钱”有保平安之功效，是为取其吉祥之意。

“道光通宝”钱：为清宣宗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1850年）铸小平、折二及折十钱，是清钱虚值大钱的泛滥之始。钱文为宋体，背纪局名有21种，除新疆红钱二种外，传世几乎无稀罕之品。

道光皇帝在位期间正值清朝衰落之时，虽然为挽救清朝颓势做了一些努力，如整顿吏治，整厘盐政，通海运，平叛乱，严禁鸦片，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本人也力行节俭，勤于政务，从不奢靡，但作为一个帝王，对于王朝陈积泛垢的严重问题却没有重药医治，尤其是受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对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先进科技和生产方式的极力排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与西方的差距，清王朝的衰落，最终成为列强的猎物。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才能平庸的道光皇帝仍固步自封，从而输掉了这场战争，也输掉了大清王朝的盛世光芒，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终结。这场战争过后，本可以使清王朝警醒，仍可抓紧学习西方，扭转乾坤，重振王朝大业，可道光皇帝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又姑息苟安，得过且过，依旧执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使大清王朝从此走上穷途末路。

“咸丰通宝、重宝、元宝”钱：为清文宗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1861年）所铸小平（通宝）钱；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和当五十（重宝）钱；当八十、当百、当五百和当千（元宝）钱。背纪局共27种，以“宝台”局、“阿克苏”局、“宝通”局所铸为稀少，传世尚有“咸丰通宝”雕母数种，极为珍贵，咸丰大钱的钱文书法，各局自成体系，差异明显。此外，咸丰年间还曾铸造花钱（背龙凤呈祥图纹）和宫钱（背“天子万年”“万寿无疆”“天下太平”“咸丰万年”“大清一统”和“一统天下”等）。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咸丰钱虽铸量多，大钱却多为藏家青睐，也是事出有因。咸丰年间因政治腐败，经济危困，加之，受鸦片战争和列强的掠夺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各钱局铸钱已很难正常进行，很多地方钱局实际上已处于停顿状态，即使开铸，也是偷工减料，因而造成咸丰钱精制者少，粗制滥造的多，大都质劣而轻小，还有的用铁钱、铅钱来代替铜钱。尤其是私铸劣质薄小钱更加泛滥，这期间鹅眼小钱大多重不足一克，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民怨沸腾，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平息内乱外患，财力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开始铸行减重大钱，以济军饷支出，从而将财政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相继推出重宝大钱和元宝大钱等种类繁多的钱币。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咸丰三年，军旅数起，饷需支绌，东南道路梗阻，滇铜不至，众卿请改铸大钱以充度之。五月先铸当十钱一种，八月铸当五十钱一种，十一月又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四年七月因大钱行用不畅而减少铸额，当千、当百大钱停铸”（《东华录》），这也是咸丰大钱不多见的原因之一。另外，咸丰钱一改清朝前期钱文和格式的僵化作风，字体有楷、篆、瘦金等多种，有相当部分钱文皆出自善书者或戴熙等名家之手，其中“戴书”当五钱相当珍贵，今已很难觅到。而且还出现了钱史上少有的大小币倒置的现象，如当百钱反而小于当五十钱，这也是咸丰大钱为藏家所钟爱的原因之一。

“祺祥通宝、重宝”钱：为清穆宗祺祥元年（公元1861年）铸小平（通宝）和当十大钱（重宝）钱，存世仅见祖钱、母钱、样钱及少量试铸品。通宝小平有宝泉、宝源、宝云、宝苏、宝巩五局，后三种极罕。重宝当十有宝泉、宝源、宝巩三局，宝泉局极少。

清朝皇帝一生一般只用一个年号，唯独穆宗时期出现了“祺祥”和“同治”两个年号，从而改写了祖制年号从一而终的习俗，这是为何？这与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有关。据史载：公元1861年7月，昏庸无能的清代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临死前，他把皇帝的宝座传给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他深知年仅六岁的孩童是无法掌管国家大权的，便把八位最亲信的顾命大臣召到病榻前，进行临终托孤，并拟定次年改元“祺祥”年号。然而，咸丰死后的第二天，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史称之为慈禧太后或西太后。载垣、端华、肃顺等辅政大臣，预感到叶赫那拉氏想阴谋篡权，想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加以阻止，但精明的慈禧太后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连忙联络当时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欣，于九月三十日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八大臣，并将肃顺等三人处死，这就是清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不久，慈禧采纳大学士周祖培奏议，废止“祺祥”年号（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始铸，十月五日即被勒令废除，“祺祥”年号仅存69天），祺祥钱被下令停铸，改用“同治”年号（寓意共同治政），开铸“同治通宝”钱币，祺祥钱当时所铸多为样币，流通币几乎全部收回损毁殆尽，因其发行时间短，铸造精美，铸造量与存世量均稀少，与“同治”钱一起并称为中国寿命最短的钱币，而成为海内外钱币藏家追捧的热点。

“同治通宝、重宝”钱：为清穆宗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1874年）铸小平（通宝）和折三、折五、折十大钱（重宝），钱文既有宋体也有楷体，因咸丰大钱造成混乱，平钱用途日减，致使铸钱亏损等原因，许多省局都相继停铸，常见的仅有宝泉(户部)、源(工部)、苏、浙、昌、川、云、桂和东等局，但铸量较清朝前期钱已大减，如宝陕、济、伊、武、福、南、黔、广、晋、阿克苏等局仅见样钱，传世当十钱个别局的较少见。同治钱因行用时间不长和铸量少等原因，现存世量不丰，牙钱更极珍。据称四十年代曾有咸丰、光绪牙雕样钱三、四枚真品被发现，现均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民间流传极少，据说解放前，北京北新桥南香饵胡同住着一户钱币收藏世家王希贤老先生，其邻居就是昔日皇亲“瑞府”的人家。辛亥革命后，大清王朝完蛋了，那些皇亲贵族失去了依傍，“瑞府”也一天天地败落下去，只能靠变卖家值钱物品来糊口度日，王老先生时不时就能在现今的簋街一带碰见“瑞府”的人，从而得到不少珍稀钱币，其中就曾有一枚“同治通宝”宝泉局铸的小平牙样钱，而今这枚牙样钱已下落不明。说到“簋街”，这里也不妨提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大清灭亡后，居住在附近的王府大院失去了岁贡，只得靠并卖家财度日，而这些旧日旗人，又死要面子，白天不好意思拿着东西出来变卖，只好等天黑了以后才偷偷跑出来换些钱，渐渐地就在这里形成了“鬼市”活动，故此街道也常被人称为“鬼街”，可“鬼”字名声不好听，便演变成了现在的簋街，“簋”乃为古代一种盛黍稷的方器，意为食盒，与现在夜市美食街颇为相符。

“光绪通宝、重宝”钱 ：为清德宗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1908年）铸小平（通宝）和重宝（大钱），钱文楷书或楷隶、楷宋三体。背文满、回文记局、记年、记吉语，记批次等多种形式。光绪钱是中国造币史上首次引进西洋机制造币方法铸造的第一批中国样式（外圆孔方）的行用钱，版式较多，存世量丰。其中，牙雕和机制钱较珍，现仿者也不少。另外，光绪年间还曾出“光绪元宝”银元和铜元钱。清代银币、纸钞、铜币并行，至嘉庆年间发行新式银元，而光绪年间铸行金、银币更多。洋务运动也影响到铸币业，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委托出使英国的大臣在英国订购全套造币机器，并在广东钱局首铸机制银元和铜元。其后，各省纷纷仿效，购制国外机械铸造银、铜元。包括广东钱局在内，许多造币机均订购于英国著名的伦敦伯明翰造币有限公司。英国大工业的介入，使银币也沾染上西方色彩。钱币正面鲜然可见满汉文化的融合，而钱背却明确标示了西方文化的介入。“光绪元宝”当时共有19个省局铸造。湖北省开铜元钱铸币之先河，此后的五十年间，铜元被大量制造，总数应上百亿枚，至今大量存世，故普通铜元价格都不高。

“宣统通宝”钱：为清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年间（公元1909年—1911年）铸小平钱，因政局不稳，全国各省几乎都已停铸，仅宝泉局铸过一种重一钱的“宣统通宝”小平钱，数量也不多，分为大小两种，新疆地区曾有“宣统通宝”红钱出现，宝广、宝福两局也曾铸过机制币。另外，宣统三年间还曾铸“宣统元宝”和“大清元宝”银元以及“大清铜币”铜元钱，存世量皆不多，银元因价高，后仿者多。此外，溥仪在抗战时期，由于充当日本扶持的“大满洲国”当执政皇帝（公元1932年3月1日—1934年2月28日），建年号为“大同”，并铸“大满洲国大同年号铜钱”（共2年），后称“满洲帝国”皇帝期间，改年号为“康德”，并铸有“大满洲国康德年号钱”镍币（共12年）。宣统钱是大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年号币，是中华二千年封建王朝的终结，是封建帝王“天圆地方”思想标注社稷风云历史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