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乱世多名泉

五代乱世多名泉

泉藏界有一句谚语叫“乱世出珍泉”。

纵观中国古代钱币史，不难发现，这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根据《中国古钱目录》所列的50品历代古泉名珍，其中有13品就出自于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年），由此可见，五代十国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乱世。

五代十国为何乱而出钱珍呢？一方面，北方五个相继出现的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无论哪一个政权都认为自己是天下唯一的正统霸主，从建国起就想以武力吞并天下，连年战乱不断，一个个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更迭。五个政权的延续历史相加也不过54年，后梁最长16年，后汉最短仅存4年，如此“短命”的五代，铸钱量本来就不多，再随着各个政权的垮台，被后者销毁化炉的现象常有，真正散于民间的寥寥无几，也就造成了这个特殊时期钱币的奇少奇珍现象。另一方面，相对北方政权而言，南方实力较强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国政权较为“长寿”，吴越政权长达71年，前蜀最短也有18年。南方的这些政权小国大多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使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政权较为稳固，除吴、吴越、南平（荆南）、北汉四国未铸钱外，其他均有铸钱。如南汉铅钱“乾亨重宝、通宝”前蜀钱“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等大量铜、铁钱或铅钱，其中以南唐钱种类和数量最多，但这些国家整体国力还很弱小，各国货币都没有占据较长的统治地位，仍属于寿命极短的地方性割据政权货币，流通范围有限，许多钱币的铸造量特别是铜钱的铸造量也极少，几乎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在货币史上的影响力非常小。此后，随着北宋逐步吞并各国，统一天下，这些钱币自然也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于历史舞台，反而成为了收藏界推崇的珍品。

对于泉藏爱好者来说，这个时期的钱制特征，史书典籍上都可以查询，这里不再重复，我只想帮助大家简要做个归纳，以了解这些钱币的大致共性特征。

一是小国铸大钱，大额钱币较为盛行。唐朝大部分时间用的是开元通宝小平钱，五代十国则出现了诸多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大钱。如后梁太祖开平年间（公元907—911年）铸“开平通宝（当五）、元宝（当十）”钱；后唐末帝清泰年间（公元934—936年）铸“清泰元宝（当十）”钱；前蜀后主乾德年间（公元919—924年）铸“乾德元宝（当五）”钱；闽王龙德二年（公元922年）铸“开元通宝（当十钱）”钱、永隆四年（公元942年）铸“永隆通宝（铁钱当十、铅钱当百）”钱、天德二年（公元944年）铸“天德通宝（当十）、重宝（当百）”钱；楚武穆王乾化元年（公元911年）铸“天策府宝（当百）”钱、“乾封泉宝（当十）”铁钱和“乾元重宝（当二、当五及当十）”钱；南唐中宗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铸“保大元宝（当百）”钱、中兴（交泰）元年（公元958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铸“唐国通宝（当十）”和“开元通宝（当十）”钱；南汉高祖乾亨元年（公元917年）铸“乾亨通宝（当十）、重宝（当百）”钱；南汉高祖白龙元年（公元925年）铸“飞龙进宝（当百）”钱；燕王（幽州）刘仁恭铸“永安一十、一百、五百和一千”钱、“顺天元宝（背一十、一百、一千）”钱、其子刘守成称大燕皇帝后又铸“应天元宝”（背万）、“乾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背拾）钱等。为何“国小钱大”现象在这段时期比较普遍？主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统治者为维持政权开支和战争支出，不得不采取以大钱来吸金的办法，通过大肆搜刮民间财物，强取豪夺，如此恶性循环，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得虚值大钱作乱的现象也就由此逐步形成开来，充数行市，最终导致虚值大钱横行于市，小钱被取而代之。

二是铜材奇缺，多以铁、锡、铅低值金属代替。长年兵荒马乱导致政权不稳定，相互掠夺又造成了战略物资奇缺，尤其是铜材的消耗巨大，各国为疲于应付战争，只能把有限的铜材用于战争，而在铸币发行上只能另寻他法，不得不把低价值的铁、铅、锡等用来代替铜材来铸钱，以资国之所用。特别是盘居南方的诸多小国，受北方战争的影响，一边要加紧自身战备所需，一边又要谨防本国货币铜钱被吸空，也只好出此下策，以低价值金属来代铸钱，如此连锁反应，就行成了非铜质货币主宰天下的局面。如前蜀光天元年（公元918年）铸“光天元宝”铁钱；前蜀后主铸“乾德元宝”铁钱；闽王龙德二年铸“开元通宝”铁钱和铅钱、永隆四年铸“永隆通宝”铁钱和铅钱、“天德通宝、重宝”铁钱；楚铸“天策府宝”铁钱；后唐铸“乾封泉宝”铁钱；后蜀后主一政年间（公元938—967年）铸“广政通宝”铁钱和铅钱；南唐铸“保大元宝”“永通泉货”“大唐通宝”铁钱和“唐国通宝”钢钱、铁钱和铅钱；南汉铸“开平元宝”“开元通宝”铅钱和“乾亨重宝、通宝”铁钱、铅钱；燕王铸“永安”和“顺天”铁钱等。这些钱价值低廉，根本不能与铜钱相等值，民间苦不堪言。

据传，燕王刘仁恭还曾用堇泥（即粘土）烧模制钱，强迫收兑铜钱，搜刮民财，为民所恨。据民间流传，燕王所刮财富全部藏于北京郊区居庸关附近的大王山中，并成为钱史上的一段千古之迷。据现代考古发现，这一带还果真发掘出不少北燕时期的古钱来，但出土量并没有民间传闻的那么“藏量之丰”，或许是民间多有散落，也或许是此地根本无银，看来要解开此迷，还有待专家进一步发掘取证。

这里还要提一个有趣的事，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皇帝因铜材紧俏，曾毁佛铸钱。一个是唐武宗李炎铸会昌“开元通宝”钱，另一个是后周世宗柴荣铸“周元通宝”钱，但二人毁佛铸钱的历名背景却大不相同。前者是苦于唐代佛教盛行，把大量铜材用于建寺铸佛，甚至某些地方把铜钱也用来化铸，造成严重的钱荒，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加之僧尼众多，老百姓负担沉重，供养不起，不利于李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后的政权稳固和经济复苏，唐武宗即位后才有了“穷吾天下——佛也”的哀伤，这才下令全国毁寺万余座，还俗僧尼二十多万之众，收缴铜佛像和铜钟等法器全部用于铸钱，服务于民，以减轻民役赋税之苦，具有开明、进步的重大意义。可是，后周世宗柴荣效仿唐武宗是苦于铸钱无材之所为。当时，后周世宗想做历史伟人，提出了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执政目标，意图统一天下。在经历了“高平之战”之后，因国库空虚，难以为后续扩张服务，于是在显德二年发动了一次毁佛造钱运动，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座，毁其铜像铸成“周元通宝”钱，以解铜荒之急。可这一举动遭到佛教徒和满朝大臣的反对，认为此举辱没佛祖，是大不敬。周世宗于是搬出佛教中“舍身饲虎”的典故来为自己辩解说：“佛说以身世为妄，以利人为急，使期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意思是说，佛是造福众生的，假如他活着，为了救人，他的真身都可以毁去，又为何舍不得铜像呢？此番言论，说得反对者哑口无言，只好服从。据说，周世宗对铸钱很重视，曾在后殿设几十座大炉，亲自督铸。不过，由于“周元通宝”是毁铜佛所铸，所以又被民间视为有灵性之物，相传当时人们争相收藏和佩戴，认为佩挂此钱能辟邪，可得到神灵保佑，还可以防身祛病，赐福降祥，更有甚者认为其铜屑入药可治病，故“周元通宝”钱又以吉祥钱的美誉名冠天下。现今，我们在市面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周元通宝大钱或背面有各种吉祥图案的小钱出现，但这些钱已不是周世宗时期的行用钱，大多已是明、清时期私铸的厌胜钱（吉祥钱）。

三是物以稀贵，部分铜钱奇珍。五代十国钱币品种繁多，版别复杂，风格独具，材质多样，受地域、铜材和铸造工艺的局限，大多数钱币制作粗糙，文字不工整，带有私刻乱画的随意性，铸量都不大，加之，后期反炉回收的原因，存世量极少，有的仅见一两枚。

在五代方面，后梁和后唐都一直延用唐开元钱。据说后梁在争雄中原期间，为支撑战争所需，曾铸“开平通宝”“开平元宝”年号钱，但随着政权交替，开平钱也大部被后朝销毁铸新钱，目前，有存世记载的仅各一枚，其中，通宝钱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元宝钱下落不明。又传后唐庄宗在位时，只知让孔谦（时任租庸使）铸劣质铅锡钱横征暴敛，不注重发展生产，搞得民不聊生，百业凋零。明宗（公元926—929年）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困境，首先诛杀孔谦，废劣质铅锡钱，改铸“天成元宝”铜钱，足值足重，并废除各种苛敛条目，并实行“八十陌钱”制度（以八十枚钱之数当百枚使用），以减轻多种不合理的赋税，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据《旧五代史·唐书》载：天成二年时，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府库充实，物价相对平稳，有“斗粟不过十钱”之说。该钱因存世不丰，加之史料又失载，故被列为古泉五十名珍之一。真正有文字记录的是后晋铸的“天福元宝”钱、后汉的“汉元通宝”和后周的“周元通宝”钱，这些存世也较多，但总量又不如汉五铢钱和唐开元钱铸量丰，因此，也多列为珍稀品种。此外，值得大家关注是珍钱之所以珍，原自于稀罕，而现今交易市场上偶尔也常出现一些当时的珍钱，就要提醒大家多加小心了，谨防上当受骗，这里有必要将此间珍品单列出来，以供大家参考。

楚王铸“天策府宝”钱是其一。马殷受后梁太祖册封为天策上将军后，于湖南、广西一带称王建楚，加上其子孙六代世袭，历时五十五年（公元896～951年)。因楚王平庸，国力弱小，马殷一直不敢自立称帝，总是向大国俯首称臣，其所铸大量货币仍以“山塞”唐代钱为主，不过这些“开元通宝”铁、铅等劣质大钱，并不为他国所接受，只能在国内使用，商贾也只好将这些钱在其国内花掉，换取货物后带到别国去。其实，这是他不露锋芒的精明之处，既不使本国钱币外流，又能稳定国内物价，征得税收。当然，此君又不甘寂寞，以发行“天府策宝”铜钱纪念币名义兼作行用，规定此钱只许在国内“特用”，不得流于国外，受此限制，该钱流通范围极小，加之铸量也少，反而成为钱史上的大珍。

闽铸 “永隆通宝”和“天德通宝、重宝”钱是其二。闽王王审知在福建称王之后，建元龙启年号。据说也曾铸有“龙启元宝”大钱，但无史据可考证，民间虽有传，疑似后仿私铸钱。龙德二年起铸“开元通宝”钱行用，版式仿会昌开元钱，钱背上有一“闽”字，也常被误认为是会昌开元钱。铅钱开元有背闽、背福、背殷和光背四种，现已罕见。公元943年,王审知第三子王延政杀兄自立，称帝建州，改国号为殷，建元天德，共历两年，铸有“天德通宝”和“天德重宝”背“殷”钱。根据文献记载，“天德通宝”有铜、铁两种钱，但铜钱仅见两枚，铁钱尚无可考品。后来，王延政于永隆四年又铸“永隆通宝”铜、铁、铅钱，因铅钱少，国内现仅见一枚，泉界素有“永隆、天德难得一求”之说。

前蜀铸“永平元宝”钱是其三。前蜀高祖王建于永平年间（公元911～915）铸造，版式为小平钱，早期有大样、晚期为小样，铸工不精，面文粗糙， 钱文“平”字中竖粗长，背穿上月痕，无大钱或铅锡钱。此年号钱传世极少，现市面上能多见的一种文字纤弱的“永平通宝”小钱，系属安南（越南）铸钱，元宝与通宝虽一字之差，但相去甚远。

后蜀铸“广政通宝”和“大蜀通宝”钱是其四。后蜀高祖孟知祥在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即位，曾铸“大蜀通宝”国号小平钱，因在位仅一年病故，铸钱量少以及受后期战乱影响，大多数钱币遭后世熔毁。据说此钱传世仅有十余枚，也无任何出土记录，只在民国时期曾有3枚为泉家所藏，现已下落不明。其子末帝孟昶喜爱芙蓉花，命人在成都广为种植，故成都又有“芙蓉城”的别称，流传至今。末帝在广政年间（公元938～956年）曾铸“广政通宝”小平钱，有铜、铁、铅等品种，存世皆罕，铜钱尤其罕见，为古钱之大珍。

南唐铸“大齐通宝”“保大元宝”和“永通泉货”钱是其五。南唐铸钱是最多的一个政权，除常见的“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和“大唐通宝”钱外，还有铸量较少的“大齐通宝”“保大元宝”和“永通泉货”钱都比较珍稀。“大齐通宝”是南唐开国皇帝李弁铸造的第一种南唐钱币。李弁曾被封为齐王，于杨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废吴睿帝自立，国号大齐，铸有“大齐通宝”钱。现已考证发现的真品存世仅两枚，一枚的右上方缺一角，钱币界称之为“缺角大齐”，另一枚钱上钻有4个小孔，被称为“四眼大齐”。“缺角大齐”由清代画家戴熙所藏，当时有人愿用高价收买，戴不忍割爱，太平军攻陷杭州后，戴出于偏见投水自尽，死前将藏钱等物深埋地下，后人为了得到这杖稀世真品，争相购买戴宅，掘地数次，终无所获。“四眼大齐”是上世纪20年代泉学家戴保庭和朱克壮在江西鄱阳湖农村孩童踢的毽子上发现的，因为做了毽子，被钻出四个小孔，后被著名收藏家张叔驯重金购得，藏于密室，从不示人，可见此钱弥足珍贵，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保大元宝”钱系南唐李璟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所铸，因背有一“天”字，曾引起地属之争，南唐说认为是李璟的年号钱，而楚铸说认为，面背“天”字遗存有楚钱的旧钱制风韵，应为楚铸钱。但不管怎么说，此钱仍大珍，现存世不过超5枚。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泉藏界对此钱另有一番出处之争，认为“保大元宝”光背钱和背天钱均属同一帝所铸，即辽代天祚帝保大年间（公元1121—1125年）的年号钱，从而全盘否定南唐铸钱之说。我个人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同名而不同期的钱币现象也是常有的事，但一味地强调其专一属性也有不可取之处，毕竟不同时期的钱总有其自身的钱制特征。保大钱就是一例，南唐可铸，辽代也可铸，南唐出背“天”钱，辽代出“光背”钱，本身就是有区别可鉴，不可因有此而舍彼，这不符合科学定论。应该肯定的是，南唐出此钱有依有据，而辽出此钱却没有文字记载，沿用辽代改年号必铸钱的规律来加以定论，也不能说不现实，辽代毕竟在文字记述历史方面本来就不够严谨，更何况辽代天祚帝又是最后一个皇帝，保大是其最后一个年号，铸新钱也有可能。因此，按照约定成俗的惯例来划分时代也不应为错，切不可有你而无我，争之不休。在这里特别要提示一下，“保大通宝”小平钱就不是南唐钱或辽铸钱了，而是出自安南（今越南）保大帝阮永瑞时期（公元1926-1945年）仿汉钱制的“保大通宝”钱而铸，有小平、背十文、机制三种币版，市面上较常见，这就不能人云亦云，“指鹿为马”了。

南汉铸“飞龙进宝”钱是其六。南汉刘岩（公元889—942年）在位时曾三次改元，分别为“乾亨”“白龙”“大有”三个年号。据泉史学家称，南汉高祖刘岩将乹亨九年改为白龙元年，并更改其名字为“龑”（龚），并冠之以此字为其首创。但考据《古今姓氏辩证》一书，就不难发现，我国古代就有“共”氏一族，只因在战国末期为避难，将“共”字加上“龙”字改为“龚”字的记述，说明此字早已有，而非刘岩独创，之所以要冠以“首创”效应，也可能是要提升刘岩的知名度，使“飞龙进宝”钱更具价值性。但不管怎么说，泉界普遍认为，“飞龙进宝”钱是刘岩改名（公元841年）时为表示庆贺，特铸的庆典钱这一共识未变，钱文乃取《易经》“飞龙在天”之意，有自我标榜“人事合于正道，自然吉利”的“明君”嫌疑，此钱有光背和背龙凤纹两种版式，均属非常珍稀难得之品。

燕王铸“永安”“应圣元宝”钱是其七。燕王所铸“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等铜铁钱，铜少铁多，其中“永安一百”和“永安一千”铁钱多见，而“永安一十”和“永安五百”钱少见，铜钱大多为母钱，更少见，因无历史记载，且随着刘氏政权垮台而销声匿迹，为古泉五十名珍之一，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有藏。当前市面上多为伪铸，“永安五百”钱与常见钱文版式有别，按钱文格式读写，此钱应为“五百永安”，“五百”取上下直读，“永安”取横读。刘守光杀父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铸有“应天元宝（背万）”“顺天元宝（背千）”“乾圣元宝（背百）”及“应圣元宝（背拾）”等流通货币，因大燕存世仅三年（公元911年—913年），加之“应圣元宝”为试铸币钱，系孤品。目前，应天、乾圣、应圣三品套子钱存世仅各一枚，均流入日本，初入门者切不可把“以假乱真”的伪币来当泉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