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后朝铸钱稀

大明后朝铸钱稀

明朝立国277年，先后出了16位皇帝，除惠帝（建文）、英宗（正统）、代宗（景泰）、英宗（天顺）、宪宗（成化）、武宗（正德）等7位皇帝均未铸钱（民间花钱除外，如有发现均为伪币或安南铸币），其余9个皇帝均铸有年号钱，但在明朝重钞轻币的年代，除大中、洪武、天启、崇祯四种钱的各品种留传下来稍多外，其它的如永乐、宣德、万历、嘉靖次之，而弘治、隆庆、泰昌钱铸量更少，泉界有“明钱收集甚难”之说。

据史料记载，宣德钱一共只铸了10万贯，宣德以后五十年间完全没有铸钱，直到弘治十六年才开始铸“弘治通宝”钱，但铸量也不大；“嘉靖通宝”钱每年仅铸十万贯左右；“隆庆通宝”钱当时只铸了一年多，户部进缴不过二百万文。万历朝以后，光宗（年号泰昌）因在位只有几个月，没有铸钱，少量“泰昌通宝”钱还系天启年间补铸 ；“崇祯通宝”钱品种虽多且杂，但崇祯元年年铸钱量也仅约1.29亿枚左右，整个明朝铸钱总数不过千把万贯，比起唐、宋时代铸钱量要少得多，仅多于元代而已。关于铸量少的原因，前篇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现仅介绍一下永乐钱后各钱的特点和存世情况。

“洪熙通宝”为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铸的小平钱，因仁宗在世仅做了一年多的皇帝就去世了，故此钱铸量不多，传世仅见二枚，为国宝级文物。据载：此两枚钱为泉藏名家张叔驯和罗伯昭各藏一品，其中，张氏一品已消迹多年，今不知流落何方；而罗氏一品后来已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不过对此钱，泉界有不同看法，认为仁宗在位期间未铸此钱，该钱应为嘉靖年间的补铸品。对此，我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至少“补铸说”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历代新皇帝登位改年号都有铸钱的惯例，除非皇帝即位后不铸钱或来不及铸钱。不铸钱无可非议，世间钱品皆为假，而来不及铸钱者后补铸的，历史有先例，明光宗泰昌钱就是一例，是由其子继位后补铸，以表先帝曾在帝位，而仁宗在位有一年多的时间，且做了大量的改革之功，后世所谓的“仁宣之治”即是表彰其历史功德，是有时间铸钱的，况且也确实有“洪熙通宝”钱存世，钱品也符合明朝钱制特征，即使该钱为补铸品，也应该是由继任者所为，而不应该相隔一百年后才补铸，所以该钱应为仁宗在世时所铸无疑。

“宣德通宝”钱为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铸小平钱，宣德九年又令南京工部并浙江等布政司铸钱，铸量少于永乐钱，不超过十万贯，版别统一，“德”字偶有省去一横之品，称作“省一宣德”，较为少见，几乎每一枚都是精工制作，未见质量低劣者，现存世量已不多见。宣宗在位时国泰民安，郑和已七次下西洋，宣宗于八年铸钱，首因是仿成祖之举，拟为郑和第八次下西洋作物质准备，但未曾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四月，在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的返回途中，病死于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后来此钱改为国内“诏减税钞”，以平抑物价作补充之用，所以宣德钱还是有少量在市面可少见。

“弘治通宝”钱为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开铸小平光背钱，其中以大字光背版式比较少见，传世品有一枚当十大钱，可能是试铸样钱，制作不精，文字粗拙。从“治”字三点水旁的不同写法，可分为“连水治”和“分水治”两大版别，其中“分水治”较少见。前后铸期不足四年，加上各地所铸钱仅为计划的十分之一二，故存世量较其他明钱少。

“嘉靖通宝”钱为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始铸小平光背钱，嘉靖廿三年（公元1544年）工部又加铸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大钱各3万枚，除折十钱为纪值加纪重外，其余钱品都为纪值钱。嘉靖钱是中国铸币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都是铜加锡铸法的青铜钱，而此钱及往后都是用铜加锌的铸法，俗称“黄铜”钱。

“万历通宝”钱为明神宗万历四年（公元1570年）铸，有小平、折二钱两种，光背钱比较多见，少数小平钱背有“工”“天”“公”“正”“江”“河”“厘”等字，其中“厘”表示值银一厘。背“河”“户”者极少见。折二钱铸量不多，制作精良，偶有背星月，此外还有极少量的银质“万历通宝”钱。万历钱版式虽多，但铸量也不大，万历元年初铸约为两万贯，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增铸到十五万贯，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又减为九万贯，总计铸钱不足500万贯，这里还包括私铸钱统计在内，因此现存世量也不多。

“泰昌通宝”钱为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补铸的光宗小平钱和形似折二钱的宽廓大样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存世量不大，“心”字泰更为珍罕。明光宗朱常洛（公元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为明朝第十四位皇帝，年号泰昌，在位仅一个月便驾崩，史称“一月天子”，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后铸自己钱。朱常洛是明代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梃击案”是指一个壮汉曾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朱常洛才算躲过一劫，一个农民如何能闯进戒备森严的皇宫，又如何能轻易找到太子居住的宫殿，看来其中必有内情，经过反复审理，案情牵涉到了郑贵妃，但没有进一步追查，后以郑贵妃身边的两个心腹太监做了替死鬼而将此案草草了结，此案也成为明宫三大奇案之一。“红丸案”起因是泰昌帝非常好色，身体本来就不好，因纵欲过度而病倒，这本不是什么大病，吃几副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可是掌管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郑贵妃心腹太监之一)向皇帝进了一济泻药，泰昌帝当天晚上腹泻三四十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就在这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两粒红丸，泰昌帝用了第一粒后，病情稍见好转，待用了第二粒后，泰昌帝便昏昏睡去，于第二天清晨驾崩。由于皇帝服用红丸毙命，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崔文升为什么要向皇帝进泻药，这些都已无法弄清，这件悬案史称“红丸案”，此案最后也不了了之，又成为明宫第二大疑案。“移宫案”为第三大疑案，事说明光宗即位，李选侍（天启帝养母，时为选侍）想要加封为皇后，光宗未允，只封了个康妃，至于加封皇后一事想过些时候再说，可是没过多久，光宗就驾崩了，李康妃的皇后梦就此破灭。可李康妃仍不死心，以先皇有言在先为名，赖在乾清宫不想走，天启帝也无计可施，东林党担忧她会行“垂帘听政”之举，于是，在众臣的力谏之下，天启帝只能将李康妃移居仁寿殿，至此，李康妃想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就此失败，“移宫案”风波这才暂告结束，那么到底光宗有无遗诏，不得而解，明史也无定论。

“天启通宝”钱为明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始铸小平、折二、折十钱，初铸小平钱主要用于军需，但次年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地方钱局大量涌现，滥铸钱现象由此而出，造成天启钱版别极多，差异也极大，背文大量出现了纪地、纪局和纪重等形式，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钱“启”字上一点为“一横”是其最大特点，小平钱分光背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较复杂，背星月纹者种类也特别多，也较常见；背有“奉旨”二字是指当时由宦官或大臣奉皇上旨意来造钱的意思；当十钱也分光背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光背无文，存世也较少，另有“天启元年背一钱”为宫钱，极罕见。

“崇祯通宝”钱为明毅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始铸，为大明王朝最后一钱。钱文真书，“通”字有单点和双点之分，有小平、当二、当五、当十型大钱四种，版别繁多，计有百余种。小平钱分为光背和有文两大类，但有一种隶书体光背小平钱，比较罕见；折二钱背有文，也分两大类，一为有背星纹标记，二为背有纪值、纪事和纪重标志；当五钱仅背文记局一种，分“工五”“监五”“户五”三种样式，制作精美工整，铜质呈金黄色，浑厚凝重；当十钱仅光背一种，宽廓大字，制作精良，为少见之品。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崇祯跑马”钱。此钱径小轻薄，因其背文为奔马形，有穿上马和穿下马之分，以穿上马为珍，俗称“崇祯跑马”钱。该钱铸意不明，但民间传说却把此钱和闯王李自成以及南明马士英巧妙的联系了起来。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号称“李闯王”，因“闯”字门内有马，“跑马崇祯”钱预示着“一马入门，门下有马”灭亡崇祯者必为李自成也。而马士英是明末凤阳总督，崇祯死后拥立福王于南京，但他虽手握大权，却不积极抗清，反而结党营私，排斥抗清名将史可法，结果导致扬州失守，福王政权被灭，后世将此钱借喻“一马乱天下，明朝必自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