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宋钱出有因

国号宋钱出有因

国号钱是指钱文以“国号”为名的通行货币钱。自春秋战国时起，至南明时期都曾出现过以国号为名的钱币，但在宋代（南北二宋），国号钱出现的频率较为集中，也带有标志性意义。

北宋第一个国号钱是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铸造的“宋元通宝”钱。钱制样式沿用了“周元通宝”的规制，为小平钱，钱文顺读。该钱的意义是标志大宋王朝的正式开始，有开国纪念币加行用的双重定意。史载：宋太祖赵匡胤从小练得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外出谋生，于公元948年遇到了当时正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此人当时正领兵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县)平叛，于是他投到了郭威的旗下谋差，并屡立战功。公元951年，郭威称帝建立了后周政权，史称后周太祖。赵匡胤因深得皇帝信任，升任至禁卫军军官，又被身为太子的开封府尹柴荣（即后周世宗、郭威养子）赏识，又成了柴荣的部属。柴荣即位后，开始了想一统天下的南征北伐战争，赵匡胤紧随其后护驾保主，深得世宗的信任和重用，破格提升为禁军将领之一。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世宗在位未改年号，仍延用其养父的年号)，周世宗北征燕云，不幸染上重病。临死前，世宗对最高军政人员进行了变更调动，赵匡胤升任宋州节度使、殿前都点检（禁卫军首领）。周世宗死后，其幼子柴宗训（恭帝）于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继位，担心赵匡胤谋反，将其改任为归德军节度使，驻守宋州（今河南商丘南部）。次年正月初四，赵匡胤乘“主少国疑”之机，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恭帝十万火急命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在离京师几十里的陈桥驿，赵匡胤在亲信将领们的拥戴下发动了著名的“陈桥兵变”，代周称帝。因赵匡胤在兵变前时任宋州军政长官，因此就以“宋”为国号，史称北宋，改元建隆，并于当年始铸“宋元通宝”国号钱作为开国纪念。

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再次铸行了宋代第二个国号钱——“皇宗通宝”钱。宋仁宗有千古第一仁君的美誉，那个家喻户晓的《狸猫换太子》戏中的太子，就是说的这位皇帝。其在位四十二年期间，实行仁政宽容，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即史称的“仁宗盛治”。宋仁宗在位期间共用了九个年号，其中八个年号都新铸了新年号钱，唯独“宝元”年号期间出了个国号钱，这是因为如果按年号来命名，新钱就应该取名为“宝元元宝”或“宝元通宝”，而在同一钱文上出现相同的字有些不妥，于是在与大臣们商议后，决定用“皇宋通宝”为钱文。据说取皇宋之意，也有表明天下为宋的意愿表达，即大宋掌管天下的皇帝只有一个，即仁宗。这是因为辽与宋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各国都尊称大宋为兄长，而此前的宋藩属国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却在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建立了“大夏”政权，不再把宋皇帝当回事了。因此，宋仁宗取此钱名也有告诫天下的意思，皇宋乃独统天下的尊严不能乱变，也可以说为后来的宋夏战争埋下了伏笔。

宋徽宗赵佶还铸有“圣宋元宝”国号钱。公元1100年宋哲宗突然病逝，因其无子，其弟赵佶被向太后宣旨入宫继位，是为徽宗，徽宗即位之初，国政大事由倾向于保守势力的向太后主持，导致党同伐异，政局不稳。徽宗为调和新旧两个党派之间的争斗，遂于同年十二月十日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建中之意为建立中正之道，靖国意为清除朋党，使国家安定，表示要继承父兄未竟之事业，励精图治。并铸“建国通宝”，俨然一副“中和立政”的样子。次年正月，向皇太后死，徽宗得以亲政，打着“绍述熙宁、元丰新政为名”的招牌，标榜崇尚“熙宁变法”之制，又改元为崇宁，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铸“圣宋通宝”钱，以表明自己会像太祖一样圣明，但此君昏庸无度，不爱江山只爱丹青，并没有成就宋代明君的圣人之德，可以说铸“圣宋通宝”钱是对他个人政绩的极大讽刺，因此，此钱仅存世八个月便止，逐又改铸崇宁钱。

南宋历时152年，先后出现了7个皇帝，改了19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同时也铸了“圣宋重宝”“大宋元宝、通宝” “皇宋元宝”等国号钱。

南宋宁宗赵扩历史评价并不太好，是个有德无才的皇帝，在位期间唯一做的件好事是在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申王封爵，在这一点上称他为“圣宋皇帝”还马马虎虎，但在“抗金议和”和“庆元党禁”（清洗名人、罢斥朱熹理学）问题上，他又是一个昏庸皇帝，在位30年大事干不好，小事也干不了，为何也敢厚着脸皮出此“圣宋重宝”钱呢？其实宁宗还是要脸皮的，也不会在那个怕丢人的年份，出此不要脸面的钱来。该钱其实是利州（今四川）地方官府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所铸的铁质当五国号钱。关于这枚钱的由来，本人也查阅了大量史料，但记载均少得可怜，只三言两语而概括之。不过，从宁宗在位到此钱出现这段期间，还是出了不少大事，甚至可以说是该钱出世的前奏。何以此言？且听我慢慢分解。

在我看来，历史上凡铸大钱时期都是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困难时期，需要用虚值大钱来弥补财政不足，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而利州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按理说地方财政并不困难，即使是为了行用方便，当地也早有“会子”在变现流通，根本不需要出此大钱，而且还是铁质大钱，足以说明是相当困难，但是当地铸此钱却没有承袭和延用铸年号钱的惯例，而是出了个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国号钱，显然有点不沦不类，难道是地方官吏学问不高，出了差错？不是。很可能是与“宋金议和”有关。据史载，在宁宗时期，南宋与北方的金朝关系又变得紧张了起来，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南宋朝廷仓促与金朝不宣而战，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宋军分三路北伐金朝受挫，险些酿成亡国灭种的惨剧，被迫于次年末与大金国议和，签订了有辱国格的“嘉定和议”协议。此和议条款规定，宋尊金为伯，每年增加岁币朝贡白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金朝纳“犒军钱”三百万两，金朝归还南宋失地。这场战争打得虽不长，但南宋举国倾出，投入与反出的消耗如此巨大，别说国库变穷，就连地方政府也要跟着遭殃，利州再富也经不起朝廷这番瞎折腾，铸此钱一方面可能是地方官员对朝廷的“英明决策”表示赞同，能够官位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在向朝廷“哭穷”，负担太重，只能出大钱向民间搜刮。当然，利州倒底穷不穷，已无从考证，反正地方官吏出此招，比起朝廷的昏君来算是精明过人，可以说“圣宋重宝”钱是地方官吏巧使一举两得的讽刺钱。

南宋第二个铸国号钱的皇帝为理宗赵昀，于宝庆元年至三年（公元1225-1227年）铸“大宋元宝”国号钱（通宝当十大钱少）。此钱的出现其实就是权臣史弥远的一块“遮羞布”。何原于此？赵昀系南宋第五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宋宁宗死后，赵昀被权臣史弥远和杨太后拥立为皇帝，是为宋理宗。宋理宗继位后的前十年，表面是杨太后在“垂帘听政”，而实权却操控在宰相史弥远手里，理宗就是个从不问政事的傀儡。在理宗继位的宝庆元年其实已经铸了“宝庆元宝”年号铁钱，按理说是可以不用再铸他钱，但史弥远等权臣把持朝政的丑闻早已上下皆知，为了表白自己是位忠臣，才借此又出国号纪念钱，以诏告天下，江山姓宋不姓史。因此说此钱是史弥远的一块“遮羞布”恰如其分。理宗在位期间真正属于自己铸的的国号钱为宝祐元年至六年（公元1253—1258年）的“皇宋元宝”国号钱。自史弥远死后（公元1233年死），宋理宗才开始亲政，在其亲政的二十年间，理宗亲政之初立志中兴，采取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然而，好景不长，雄居北方的蒙古大军联合南宋灭金之后，窝阔台汗于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六月，以南宋违背盟约为由，决定大举灭宋未成。在蒙哥汗即位后的次年(公元1252年、即理宗淳祐十二年)，再次举兵灭宋，次年理宗便改年号为宝祐（有苍天保祐之意），并铸“皇宋元宝”钱，与仁宗时期的“皇宋通宝”钱只一字之差，似乎有告之天下，将以先皇抗西夏的勇气和魄力来对付蒙古军队的入侵。该钱至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蒙哥战死合州（今重庆合州）钓鱼城被迫撤军后而止，从而换来了长达十年宋蒙无战事的平安来临。

宋代所铸国号钱虽不如其他钱丰，有的也只是昙花一现，但其钱币背后的历史却很值得玩味，尤其是对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说，更应该多从历史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古钱币中所蕴涵的意义，这样收藏起每一枚钱币来，才更有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