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大钱乱天下

清文宗咸丰皇帝在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有人说他是个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也有人说他是个远比他老子道光皇帝聪明的皇帝，特别是发现了肃顺，又通过肃顺重用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之后，使得太平起义军最终没能像李闯王那样长驱直入北京，并不算个糊涂蛋，只不过他接手的是个烂摊子而已。对于这两种说法，我不是清史研究学者，不便妄加指责，但至少咸丰皇帝在铸造大钱乱天下这个问题上，确实不够聪明，也可以说就是个不会治国理政的糊涂蛋皇帝。我个人为什么会如此之说？不妨我们来看看这位皇帝从20岁登基到31岁死，当政11年的所作所为来分析，便可知晓。

首先，他接手了个烂摊子的确是事实。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1年1月11日）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皇帝继位，恰在此年，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领导农民起义，可以说是不祥之兆，加之此前第一次鸦片战争留下的赔款残局，确实是接了个烂摊子，但作为一个有作为或者聪明的新皇帝来说，收拾这个烂摊子其实并不难，因为太平起义军那时还不成气候，如果他比他老子道光皇帝聪明，就可以用他一向的仁厚之所长，抓紧收拾其父亲遗留下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国民伤害才对，以笼络人心，化解国内政治矛盾，安抚民众生计来稳定时局，鼓舞民心。这样太平起义军也不可能很快形成势不可挡的破竹之势，老百姓也不会纷纷响应，毕竟大清皇帝统治中原已有二百多年，而且历经了“康乾盛世”，人们对大清王朝的统治，从心理上还是愿意接受的。可这位所谓聪明的新皇帝，面对内忧外患，俨然效仿他糊涂的爹，采取对外示弱、对内逞强的强权政策，全面镇压农民起义，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优先国策来实施，深怕江山改朝换姓，但他此时忽略了一个基本国情事实，即民众反对的是软弱无能、不能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的昏庸无能的朝廷。如此时咸丰能够强势对外，重新振作国内经济，减轻民众负担，那么，太平起义军不用武力镇压也不会掀风鼓浪得起来。可是，咸丰帝错就错在目光短浅，对内外形势判断失误，一味地效仿老子的做法，大动干戈，强奸民怨，以此来转嫁国内民族危机。俗话说，军队作战打的是钱，没有钱去补充军资所需，仗就无法进行下去。而此时的咸丰本来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光对外赔款国库早已空虚，现在又哪有钱用来打仗？对此，他高高在上，并不为此担心，只下一道圣令，以开铸大钱来缓解财政危机。据史载：“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廷被迫鼓铸大钱，寿阳相国权户部议，请铸当十大钱，兼增铁冶以供度支，旋推及当五十、当百钱”。“巡防王大臣续请铸当五百、当千两种钱”。从这段话里不难发现，咸丰所铸大钱并不完全是铜钱，还用铁钱来以次充好，而这些大钱也不同于以往的折二、折三、折五或折十钱，而是当百、当千的高虚值大钱，完全是在明目张胆地抢老百姓的财富。据统计，当年咸丰所铸的各类大钱达十五种，这种混乱的币制必然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从而物价奇高不下，商品市场物资严重缺乏，反而加剧了民怨沸止和社会动荡，促使太平军不仅没能消灭，反而一步步做大做强，继而占领武汉、安庆、南京等重要江南产粮、产盐之地，而这些战略物资原本就是历代王朝的主要税收来源，失去了这些要地，就等于没了重要财税收入，特别是咸丰元年秋，黄河在江苏丰县和丰北等地决口，山东济宁、临清、单县等州县遭水淹以及当年有60多个州县遭水、旱、雹、风、虫等自然灾害，使秋粮欠收，天下更为大乱，清廷元气大伤，再用此大钱来坑害老百姓，民众无以生计怎能不起来造反。

其次，不作为乱治政也的确有其事。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法列强尝到了甜头，乘大清国内危机四伏之机，又于咸丰六年挑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当英法联军再次把战火烧到国门大沽口时，咸丰皇帝深居圆明园内不是急于处理军政危机，而是在园内大摆酒宴庆祝自己三十岁的生日，连唱大戏四日不休，百官朝贺，完全把战事忘得一干二净。当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时，他已无力应对，无奈之下只得当逃亡之君，带着老婆孩子和戏班子以“巡狩”之名逃到热河避暑山庄继续过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据说，咸丰十分贪色贪玩贪酒，为了不影响他花花太岁的生活，他先让后宫的美女和戏班子先逃到避暑山庄，在山庄里上午安排“花唱”，下午单点“清唱”，天冷时仍在屋里表演，夏天却在“如意洲”演出，除此之外，嗜酒如命，见酒就喝，一喝就醉，一醉就耍酒疯，对政事不理不问，把京城广大老百姓的死活至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问不顾，任遭侵略者奸杀抢夺，就连他的出生地，先祖修建的圆明园也被侵略者一把火烧光，如此不守国门的天子皇帝，天下怎能信服。更可恨的是，与英法联军再次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之后，当时主持和谈的恭亲王奕欣等上奏折请他回京返朝，他还不愿回来，还赖在避暑山庄醉生梦死，直至病死山庄，也没再回京看一眼自己的国都和黎民百姓。如此看来，他比老子道光还糊涂，也更是个大混蛋。

最后，错定顾命大臣的确后患无穷。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7月17日）咸丰帝在热河病故，临死之前，他召集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到他病榻前，宣布立载淳（后同治皇帝）为皇位继承人，便让这八个随行的大臣做顾命大臣，也叫赞襄政务大臣。这一做法看似能平衡各方势力，为年幼的皇帝顺利度过摄政期，待成年后理政辅平了道路，实则留下了无穷后患，更为后来慈禧太后把持朝政，实行“垂帘听政”创造了条件。要知道顺治皇帝幼年时期的摄政王只有两个，即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而康熙初政时期的扶正大臣也只有四个，即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至少那时的顾命大臣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但各自都是实力派人物，在政治和军事两大要害部门都能说了算，后宫根本不敢插手朝政之事。可到了咸丰这里却变了样，八个顾命大臣为了各自利益和势力范围，意见很难协调和统一，更不能平衡当时朝廷的各股政治力量。从他们的身份就不难看出，前四个都是皇亲国戚，而后四个则为军机大臣，这里且把他们统称为“热河派”，而留在北京处理军政大事的则是以奕欣为代表的宗室阿哥贵族，这里也且称之为“京城留守派”。作为该派重量级的人物奕欣，原本在与咸丰谁接皇位这个问题上，兄弟俩曾有一争，落选后虽得了军机大臣头衔，但心里对自己的这位兄长并不是忠心不二，加之咸丰死前又抹去了他军机大臣的头衔，只落了个图有虚名的恭亲王名号，让他留守京城处理与英法联军和谈的烂摊子，特别是在新皇帝摄政问题上，连一个辅政大臣或议政大臣的名义都没捞到，当然心里有气也有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那些跟着皇帝在热河吃喝玩乐的顾命八大臣骑在自己脖子上作威作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与帝后势力合二为一，共同反对“热河派”，处处作梗，试想这样的顾命大臣能有什么好结果？帝后干政也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咸丰在选人和用人问题上并不聪明和高明，完全是一错再错。不仅如此，身居热河不问战事的咸丰皇帝，一味地追求花天酒地的快乐生活，而内府开销又成了大问题，尤其是在大钱受阻的情况下，为满足自己所需，强行推行纸币制度，且不允许老百姓与库银自由兑换，如此一来，只许进不许出，老百姓岂能答应？不造反还能束手待毙？历史也再次证明了咸丰帝是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蛋，是铸造大钱乱天下的始作甬者。

纵观咸丰当政期间，一面是对外的巨额赔款，一面又是太平起义军的战争内耗，面对如此巨大的财政危机，咸丰铸大钱，不仅没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据相关资料反映，在咸丰大钱行用期间，因币值与实物不等值，导致大钱严重贬值，老百姓和商人都不愿接受。就拿当时京城的粮价来说，京城的粮商因不愿意接受大钱而不想卖粮，外地粮商见京城卖不出粮食也就不愿再往京城贩粮，从而造成了京城各粮店纷纷倒闭歇业，出现了严重的粮荒，百姓叫苦连连。从这个事例不难看出，民以食为天，民不饱饥，必然引发天下大乱，可以这样说，太平起义军能够在大清强权政治体制下异军突起，是与咸丰滥发大钱所造成了人心相背有关，是大钱坑害了百姓而激起了民怨，造成了对清政府不满，而这种不满又迅捷转化为对太平起义军的强烈支持和响应，是民心思变才诱发了天下大乱，而天下大乱的结果恰为太平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可见，害人者必自毙，天理不可违，咸丰大钱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害人也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