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可数大金钱

屈指可数大金钱

金朝(公元1115-1234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一个部族政权。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在统一女真30多个部落后,于公元1115年建国,国号大金。女真族原来隶属于辽朝统治,因常常受到辽朝贵族的欺辱凌压,早有独立反抗之心。金太祖建国后,采取联宋策略向辽朝宣战,于公元1125年灭辽。然而,金朝又通过两次辽宋战争,发现北宋外强中干的一面,随即撕毁与北宋的和约,两次南下进军中原,于公元1127年灭掉北宋。公元1234年蒙古军队联合南宋军队又共同灭掉了金朝,金朝共历9帝,存世120年,共出10款钱币。

由于金朝也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早期也使用旧时的宋辽钱币,因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后期所铸钱均为汉文钱,且铸工精美。据传金熙宗天眷年间(公元1138年—1140年)进行礼仪改革之初,曾试铸“天眷通宝、元宝和重宝”三款年号小平、折二钱,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币并没有正式发行流通,史料也无确切记载。折二钱在早年被发现,现存世仅2枚,小平钱也于近年发现一枚,尚属首现,视为大珍。此外,金熙宗在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还曾铸“皇统元宝”年号小平篆书钱,存世罕见极珍,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金朝正式用于行用的货币为海陵王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铸“正隆元宝”小平钱,是金宋第二次议和后,为方便贸易而发行的本国货币,但该钱只作为“交钞”钱(纸币)的辅币使用,文多以四笔“正”字出现(最后两笔连成一笔),发行量也较大,现较常见,五笔“正”字隆钱较罕见,2004年四川出土过一些。据说1983年湖南麻阳出土过数枚“正隆元宝”大钱,相当于北宋的折二钱,是为最新发现。另报在建国后黑龙江还曾出现“正隆通宝”钱一枚,迄今未曾确认,现市面上还有一种薄小异体的正隆钱为安南铸。

金世宗迁都中都(今北京)后,一方面因常年累月的战争消耗巨大,导致国库空虚,需要大量用钱;另一方面由于中原地区的排外性,导致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又要大把花钱用于对各地起义的镇压,在多重压力下,金世宗不得不着手进行各项改革,发展经济,安抚民生,以适应和巩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以资国用,便于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铸行“大定通宝”铜、铁钱,有小平、折二两种(折二大钱和铁钱则较少见)。小平钱除光背外,于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后铸钱添加了“申”“酉”等字的纪年钱,目前,大定小平钱较常见,后铸钱较难见。此钱也是金朝建国40年后铸行的正式行用主币。现今北京存留的“中都”遗址不少,如玉渊潭附近的“钓鱼台”就是金代杏村鱼藻池的遗址。“大定通宝”钱在北京出土量比较多,传说宣武门外明清时期有座古庙名叫“大定庵”,据传就是用此地出土的大定钱斥资修建而成的。

金代 正隆元宝

金代 大定通宝

金代 泰和通宝

金章宗是金代第六位皇帝,在位十九年因治国有章,政治清明,使金朝进入典盛时期,后世有“明昌之治”之称。章宗于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始铸“泰和通宝”钱,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共五等币值,均罕见。此间还铸行“泰和重宝”折三、折十篆书钱,钱文系金代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大家党怀英手书,字体清纯典雅,精美异常,素为历代藏家所珍爱,另还有背为花鸟鱼纹的厌胜钱存世,但不多见。

说到党怀英,也许大家都不知道是何许人也,但提到他的同门师弟辛弃疾(南宋豪放派词宗)可谓无人不知,也无人不晓,这与他们后来各事其主有关。据说二人少年时期都曾拜蔡松年(金代文学家,河北正定人)、刘瞻(著名的田园诗,安徽亳州人)为师,学成之后,二人皆以才华超群并称“辛党”。党怀英系宋初名将党进的第十一代孙,其父党纯睦,曾任泰安军录事参军,后死在任上,从此家道败落。当金兵南下,山东济南沦陷之后,辛弃疾只想投戎抗金,而党怀英则一心想考取功名,党邀约辛一同赴北京赶考科举,辛碍于师兄相邀的面子,只好勉强同意,但辛弃疾根本无心考试,每天在燕京城里到处乱跑,并将城里的街道和重要军事设施一一标记下来绘成图(相当于地图)。科考结果自然是党怀英中进士甲科,后出任莒州军事判官,而辛弃疾则名落孙山,党怀英想将辛弃疾留在身边做事,辛弃疾不从,只得决定用占卜来问去留,党怀英得“坎”卦,便留下来仕金入朝,最终成为一代名臣;辛弃疾得“离” 卦,回乡后率众起义,归宋抗金,力图恢复中原,二人从此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据传后来南宋政权所用京城地图即为辛弃疾所绘,深得宋徽宗欣赏。也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政治选择,党怀英成了卖国求荣的反面典型,而为汉人所不耻。相反,辛弃疾壮志报国反而成为爱国的典范,而名垂青史,为众人所知晓的原因之一。但不管怎么说,党怀英在金章宗明昌时期,文章和书法皆为当时第一,誉为金代文坛盟主,对金代文学的发展曾产生一定影响。当时,金代著名文学家赵秉文曾赞誉他的文章可比北宋欧阳修,诗可比两晋时期的陶渊明、谢灵运,其篆籀书法之出神入化,是继唐代李阳冰之后唯一之人,可见,党怀英的“文坛盟主”之称并非虚名,曾著有《竹溪集》三十卷,只可惜已失传。但不管怎么说,透过泰和钱上精美的钱文可见,党怀英的书法确实精美绝伦,不愧为大家之笔法。

金卫绍王为金朝第七个皇帝,在位五年,为人优柔寡断,忠奸不分,没有安邦治国之才,最终导致杀身之祸。曾于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铸行“崇庆通宝、元宝”钱。通宝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币值,元宝钱仅见折五钱篆书一种,传世极少。据传现存世仅一枚,实际上据了解目前全国保存有五六枚真品,现国家博物馆有珍藏。卫绍王于两年后(即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又铸有“至宁元宝”钱,实物仅见折五钱一种币值,目前,仅有一枚折五型铜钱孤品存世。

崇庆钱和至宁钱存世不多有其内因,也有其外因。内因是卫绍王使用这两个年号时间都不长,崇宁仅用两年不到,而至宁年号仅用了一年,加之,卫绍王本人又十分节俭,反对王公贵族铺张浪费,其所铸钱量并不丰,大多沿用前期旧币,此两币仅作为新元更始的纪念之用;外因是胡沙虎(时任拱卫直指挥使)于至宁元年八月杀卫绍王后自立为帝,对这两种钱进行了封杀和销毁,导致存世罕见。本人藏币之初,曾在天津蓟县古文化街得此一枚“至宁元宝”折五钱,当时那份兴奋无以言表,后细细品鉴为高仿品,其以假乱真程度,确实迷惑了眼睛,因此,现市面上的至宁大钱皆为伪品,切不可信以为真。

金宣宗时期是金朝彻底衰落的历史转折点。宣宗即位之时,正值蒙古大军进逼中都,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金宣宗放弃抵抗,采取厚贿投降议和的办法以求自保。由于向蒙古进献了大批金银钱财,使国库一贫如洗,不得不于贞祐年间(公元1213—1217年)铸行“贞祐通宝、元宝”铜、铁钱,以资国需所用,该钱是为配合“贞祐宝券”(纸钞)而发行,铸量均不大。通宝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共三种币值,其中折三型为铁钱,极罕见。元宝钱仅见小平钱一种,现为存世孤品于日本。

据说该钱的发现更富有传奇性,首现于印尼巴厘岛,疑为移居海外华人带入。为日籍华人平岛春水(原名郑添旺,祖籍台湾省台中市人,经营集币多年)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听说巴厘岛上发现有大量中国古钱,于是出资购下十余吨,并在当地培训6人专门检选古泉异品,其中,就发现了这枚“贞祐元宝”小平钱。贞祐钱也是金朝三大珍币之一,其余两品为崇庆钱和至宁钱。

此外,金朝在灭掉北宋以后,还曾扶植了一个大齐国,刘豫自称为大齐皇帝,取年号阜昌,曾于阜昌年间(公元1131—1137年)铸行“阜昌元宝”小平钱、“阜昌通宝”折二钱和“阜昌重宝”折三钱,此三品均为真、篆书对钱。大齐国在金朝羽翼下虽仅存七年,但所铸钱币却清秀娟美,比一般北宋钱精整,是难得的泉藏精品。本人曾在山西太原得此小平钱一枚,目前,市面上通宝和重宝钱仿品较多,大家不要轻信。

金代 阜昌元宝

金代 阜昌通宝

这里不得不重提一下大齐国的由来。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最初的目标是将赵宋皇室的合法继承人斩草除根,然后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成为金朝的藩属国,构成金宋之间的缓冲屏障。当时,新兴的金朝感到自己还没有力量控制诺大的中国,因而先是立北宋降臣张邦昌为皇帝,张邦昌只做了32天皇帝后便请辞,继而金国又立刘豫为“儿皇帝”。

刘豫原来在宋朝任济南知府,后降金朝,受命管辖山东、河南等地。建炎四年七月,金朝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刘豫深知,只有与南宋为敌才有存在的价值和自己的活路,因此,宋金战争其实就是宋齐之间的一场战争。从南宋绍兴四年至七年间,刘豫先后两次大举南侵,均遭到南宋如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的有力抵抗而惨败。由于刘豫在宋齐战争中一再失利,金朝感到伪齐不但不能成为金宋之间的缓冲屏障,反而成为金朝甩不掉的累赘包袱,加之,金朝也摸索出统治中原的有效形式,便渐生废掉伪齐的念头。金熙宗于公元1137年废除大齐国和刘豫,在汴京设立行尚书台,治理河南、陕西地区,刘豫仅了八年儿皇帝,却与历史上的石敬瑭(后晋高祖,此前为后梁名将,因936年起兵造反,割让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并甘做“儿皇帝”,被世人唾弃)一样,成为中原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金哀宗为金朝末帝,25岁登基,在位10年,分别用了正大、开兴和天兴三个年号,因其一生有“力挽狂澜,复兴大金”之志,对强大的元朝进行顽强作战抵抗,直至最后以身殉国。泉史上认为其一生只发行过纸币,未曾铸过铜钱,但近年来,我们也常发现一些与其年号相仿的“正大重宝”银钱、“天兴元宝、宝会”等小平钱,因史无记载,成为泉界争论的一大疑案。

据我个人分析判断,金哀宗铸钱应为真。论据为以下三点:一是自海陵王(金朝第四位皇帝)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起发行“交钞”行用之后,正隆三年又开始大量铸钱作为辅币与“交钞”并用。此后几位皇帝一直延续到宣宗时期,均有铸钱的先例,虽不是所有年号都曾铸钱,因金境内铜矿贫乏,而白银始终贯穿于整个朝代,虽以行用“交钞”纸币为主,但铸量不多的铜、铁钱仍作为辅币行用,尤其是到了宣宗时期,金对元称臣,每年要向元交纳大量的岁贡,导致财政吃紧,所以宣宗在任期间既铸有铜、铁钱,又发行“贞祐宝券”“兴定宝泉”“元光重宝”等多种交钞,以资国需,而这一现状哀宗即位后也没有废止,相反,哀宗更有重振大业之心愿,必然会筹措资金用于对元宣战,所以在其即位之后,铸新钱是必然的,既要表达自己的政治形象,又要准备充足的军费开支,现今所见的“正大重宝”大银钱,就是最好的例证,很可能就是当时象征性发行的纪念币,用于对大臣和军队官员的行赏之用,只不过因铸量少而未曾记载入史;二是哀宗在位长达十年,先后共用了三个年号,“正大”用了9年,“开兴”用了3个月,“天兴”用了3年不到,按照以往铸钱的贯例,既有时间,也有条件来铸钱,如果一生未铸钱,那么天兴二年也就不会发行“天兴宝会”交钞了,而现今市面上的“天兴元宝”铜、银钱出现的版别还不少,那又会从哪里来?况且,无论版式还是特征皆与此前金钱绝无二样。三是亡帝后补现象也不成立。在我国铸钱史上,曾有这样一种现象,即前帝在位时未铸钱,而后世出现的前帝年号钱都由继任者来补铸,以示纪念,但哀宗是金末帝,为元灭,后无来者,不可能再出现补铸的现象。终上所述,哀宗铸钱有理有据,事实胜于个别泉家的一人之言,只不过天兴钱受金末战争和经济萎靡的影响,发行时间短,铸量不多而已,世人现已难得一见,偶有发现,也超出了泉家早先的预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