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果大钱定辽终

阿果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公元1075年－1128年）的乳名，是西辽政权建立前的最后一位辽朝皇帝，也是个任用奸佞、荒淫误国的末代昏君，更是辽朝历史上唯一一个铸大钱行用，以解决国库空虚的“穷皇帝”。在他统治的25年间（公元1101年—1125年），可以用“不作为”和“乱作为”来终其一生。

纵观辽朝二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铸大钱的皇帝并非他一人，为什么只单单拿他来说事？我个人认为，阿果“政治”和“人生”上的双重悲剧，正是从铸大钱这件事开始的。

在辽朝第一个铸大钱的皇帝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神策五年（公元920年）铸的“天朝万顺”（契丹文）金、银和铜大字钱，此钱应为辽朝第一枚纪念币。理由是辽太祖于公元916年建国契丹国，始为神册元年，五年时因突吕不等人参照汉文字，创制了本民族的契丹文字，是契丹国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当年铸此文大钱既有宣示辽太祖政权之意，又有预示“国运繁昌、万代永顺”之吉语，主要用于赏赐王公贵族，并不作为行用之需，说他是厌胜吉祥钱也可以或称其为纪念币也行。

第二个铸大钱的皇帝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公元983年）铸的“天朝万顺”（契丹文）金、银和铜小字钱。当时辽景宗于上年驾崩，辽圣宗继位时还很年幼（12岁），便于次年（统和元年）率群臣拜母后萧绰为“承天皇太后”参与摄政，从而剥夺了各路诸侯觊觎皇位的梦想，铸此币既有承袭太祖遗愿，又有幼主发奋兴辽的预告，这对当时巩固幼主政权和维护萧后摄政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为后来圣宗掌管朝政，迎来“圣宗盛世”创造了条件，因此，铸此大钱也不属于行用，仅作为纪念新政的价值。

第三个铸大钱的皇帝则为辽道宗耶律洪基，此帝在位期间，为人昏庸，忠奸不辨，沉迷于酒色，大造寺庙，劳民伤财，社会矛盾激化，使辽朝开始由强盛转向衰落。其在位四十六年间共用了5个年号，且分别铸有大钱。“清宁元宝”和“咸雍通宝”折五大钱，按《辽钱概说》里讲，是为“彼时宫中吉庆所用”，而“清宁二年”大钱则用于王公贵族殉葬时的冥钱。之后，道宗又于大康七年（公元1081年）铸“大康通宝”大银钱和少量铜质“大康六年”（折五）、“大康七年”（折十）钱，这是因为大康五年（公元1079年）七月，权奸耶律乙辛在诬陷杀害太子后，又乘道宗游猎时欲谋害其皇孙，好在道宗再没有糊涂，接纳了大臣的劝谏，命皇孙一同秋猎，才化解了这场阴谋。大康七年耶律乙辛谋反之心已路人皆知，所幸道宗能及时察觉，这才废黜了乙辛及其党羽，并铸此两种大钱用于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因此，该钱也只属于纪念币的性质，并不具备行用之功。直到道宗寿昌年间，因国库日渐空虚，这才始铸“寿昌元宝”折二大钱和“寿昌贰年”（折十）大钱，以资国需，但此时的大钱也只作辅币使用，铸量并不大，存世也少。

第四个铸大钱的就是阿果，在乾统年间开铸的“乾统元宝”折十大钱和通宝折五大钱。此时的大钱已不再是纪念币的行赏和殉葬之用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行用大钱，其铸量也大，这在整个辽朝时期是十分罕见的。

那么，为何会在阿果统治期间铸出大钱行用呢？翻开辽史就不难发现，阿果即位之初，国势已远不如从前，而他本人任用萧奉先、萧德里底等奸臣，自己一味游猎，生活荒淫奢侈，不理国政，致使国内经济日益衰落，为维持开销和后期战争支出，一方面逼南宋增加朝贡，另一面发行大钱以诈取民膏，使得民不聊生，人心离散，这是他政治上“不作为”的表现。而在外交上，阿果又无远见，危机四伏之机，仍不知死到临头，又处处“乱作为”，闹得众叛亲离。据辽史记载，天庆二年（公元1112年），阿果临幸混同江钓鱼，按惯例千里之内的女真族各部酋长都要前来朝见，在“头鱼宴”上，阿果为饮酒取乐，令酋长们依次为他唱歌跳舞，以此作为各酋长对他臣服的象征。当轮到完颜阿骨打（后来的大金朝开国皇帝）时，他拒绝这样做，甚至被命令再三后也是如此，这种故意挑衅行为，令阿果很不满，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想要处死他，但是权臣萧奉先却劝阻了他，认为完颜阿骨打部落势单力薄，不足以对大辽构成威胁，从而使阿果对完颜阿骨打可能产生的危害嗤之以鼻，这也是导致后来辽朝终结的一次致命性的失误决定。天庆四年，完颜阿骨打起兵进犯宁江州，阿果最初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让地方军队去对付，虽然也派出了援军，但低估了对手的实力，辽军一交战便失利。公元1114年10月，阿果再次征集大军剿灭完颜阿骨打的女真军队，又吃了败仗，更使辽军士气低落，不战自溃。阿果此时才感觉到大祸临头，而用于战争的消耗又十分巨大，尤其是一想到后期征讨大金更需要用钱，只得铸大钱来增加国库税收，但此举又引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更无心去为维护皇帝的统治政权而卖命，致使军心涣散。公元1115年初，阿果迫于内外交困，打算与金人和谈，被新金皇帝拒绝，不得不亲率大军仓促征讨，结果大败而归，上京等地相继陷落，终于在公元1125年被金兵俘获遭杀，辽国至此灭亡。

应该说阿果的悲剧是从铸大钱开始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开始的，加之，内困外交上的连连失利而葬送了自己性命，这是他的个人悲剧，也是辽朝历史的悲剧。反观其变，我们也不难发现，历史上因铸大钱而引发国破家亡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而阿果的刚愎自用却没能认识到“前车之鉴”的重要性，加上他统治上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更加速了辽王朝灭亡悲剧的发生。由此可见，大钱虽贵，却也是百害，滥铸的大钱更是历史的血泪见证物，由此可见阿果的教训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