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铢”剪边“克”里空

“五铢”剪边“克”里空

“克里空”是原苏联作家科尔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写的《前线》剧本中一名军事特派记者的名字，因此人在前线采访时，不是深入一线了解情况，而是整天呆在指挥部里，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假新闻，后来新闻界常把新闻失实的报道戏称为“克里空”。此“克里空”是新闻做假失实的产物，而笔者在这里要说的“克里空”却是两汉时期五铢剪边钱在重量上做假减重的“克”里空现象，两者虽有本质上的差别，但细论起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泉藏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将两汉时期五铢钱经过剪边的行用货币统称为“剪边五铢”钱，这也是五铢钱收藏的一个重要品种。在我个人看来，这样的区分其实不够严谨，同为剪边钱，在不同时期、制作方法以及历史演化中都不相同，不应该简单地划分为“品种”，而应该划分为“品类”，两者虽只有一字之差，但确实是千差万别。

根据泉家的定论并结合我个人的见解，“剪边五铢”钱应该是两汉五铢钱行用时期“磨边五铢”“剪廓五铢”“剪凿五铢”和“延环五铢”钱的总称，其钱型特征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初略作了介绍，各种钱谱里也均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只借用“克里空”这个新闻述语，来概括此类钱币在划分上的一点初浅认识，以帮助大家多了解一些剪边钱产生与演变的背景，进一步丰富收藏知识。

首先，“剪边五铢”钱是“郡国五铢”钱开创造假先河的延续与发展。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剪边五铢钱都是出现在两汉中后期的一种币制“乱象”。其实不然，在汉五铢钱行用的四百多年间，西汉郡国后期所铸的“郡国五铢”钱，算是“剪边五铢”钱的缩影，可以说是人为减重，在“克”里空上做手脚的始作甬者，对后来剪边五铢钱的出现和泛滥，有着不可“饶恕”的罪责与影响。

在前面章节里我已经提到，“郡国五铢”钱是西汉武帝时期各郡国铸造的早期五铢钱，在其后期，个别地方郡吏为了中饱私囊，在铸钱过程中故意偷工减料，使得钱重与规定的币重不相符，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差别，只不过那时的各郡国官吏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假“剪裁”，只巧用钱廓缩水的办法，能省则省，尽可能少用一点铜料，大多不足半克左右，一般情况下不易被察觉，这类钱最明显之处，就是钱币的周廓略小于样钱，厚度略显得有点微薄。正是这不足以为怪的差别，很难让人想象是人为偷工减料的故意所为，连汉武大帝也为此头疼大伤脑筋，不得不收回各郡国的铸币权，直接由中央来统管统铸赤仄钱或上林三官钱。

如果说“郡国五铢”是“克”里空做假上的小打小闹，那么，西汉末期和东汉中后期出现的“剪廓五铢”“磨边五铢”钱就是毫不遮掩的“假”戏真做，其目的仍在于取铜，用来作为铸造新钱的原料，也是扰乱物价，造成汉五铢钱大幅度减重贬值的重要元凶。

“剪边五铢”钱，顾名思义就是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原钱的轮廓，再用于私铸。由于剪裁人的心态不一样，故每枚钱的去料、留径和钱重也各不相同，一般下手都剪得比较“狠”，常把钱币的面文剪去一多半，形成钱文的不完整或残缺，钱径也比原先少了四分之一多，重量则减去了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从钱币的边缘来看，剪边钱周边多不光滑工整，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圆润，大家很容易区分。这类钱的出现，严格地说，是西汉后期，特别是成帝、哀帝之后，各郡国势力一步步做大做强，根本不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为了捞钱敛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至使这类劣钱开始横行于市。不过，刚开始个别郡国私铸出来的钱还较规制，可是到了晚期，社会矛盾尖锐，灾荒相继，大汉王朝如日中天的好时光一去不返，各郡国根本不顾江山一统的危局，只为自己横征暴敛，不加节制地私铸、烂铸此类劣钱，且轻薄剪边钱越铸越小，越铸越轻薄，使原先“汉五铢”钱精制完美的光环黯然失色，荣光不再。

“磨边五铢”钱大规模地出现，更是东汉中后期私铸现象泛滥的恶果。是故意磨去边廓以达到“减重一克”的目的，大约磨三至四枚钱就可以再铸一枚新钱。据说，磨边的方法比较多，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先用一根木质或金属的方棍穿进钱的穿孔，每次将几百或上千枚钱串联一起，然后固定好棍的两端，在磨石上打磨钱币的轮廓，以达到取粉的目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钱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也容易加以区分。

早期的剪边钱或磨边钱，大多只与法定货币相差“一克”左右，可就是因为这“一克”之差，造成了币值的不稳定，以小充大，以次充好，使钱重越来越不规范，也在不经意中扰乱了物价，从而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动荡，也加速了汉代两次政权的更迭，可见“克”里空的现实作怪，危害无穷。

其次，“剪边五铢”钱是国殇之灾的典型产物。在我国古代，私铸钱或造假钱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在汉政权稳固的各个时期，剪边五铢钱，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早在西汉景帝时期，就有“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的规定。也就是说，造假钱币或假黄金者要处以弃市刑的重罚。在出土的张家山汉简《钱律》上也曾有记载，凡盗铸及协助人员和使用假币者一律弃市，有知情不报者一律受罚。可见，货币铸造权属国家政权的垄断行为，任何私铸和盗铸货币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打击。由此可以下这样的定论，在汉政权稳固时期，由于中央政府严格把控着铸币权，且对市场实施有效的管理，社会经济秩序相对较平稳。但是，从西汉宣帝往后，也就是从西汉元帝（公元前48年）起，西汉王朝由于统治者的腐朽和官吏的腐化，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地方势力的强大，大大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管控力，强郡和富贾左右中央政策的现象比较普遍，使得社会经济层面也遭受其害，采矿业的私挖乱采，所引发的私铸和盗铸货币现象得不到有效扼制，一些“没有铜矿可铸钱”地方官吏，更是别出心裁，在现有的流通货币上想方设法做手脚，“剪轮五铢”钱也就由此产生并泛滥开来，从而打破了旧有的经济秩序。可以肯定，剪边钱是国之不国和社会动荡的产物，各地豪强惟利是图，谋取私利，强抢暴敛老百姓财物的“强盗”行迹，是催化政局动荡、经济萧条与货币流通不畅的必然恶果。

再次，“剪边五铢”钱是架空中央政权，诱发危机的推手，是亡政灭国的真正帮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董卓五铢”钱的出现，也是强权政治坑民害民最直接的体现。在东汉末年，以权臣高居的董卓拥兵自重，把持东汉朝政，弄出个“去铢名、薄肉轻、内无廓、有点形”的所谓“五铢”钱来糊弄人。此钱相比起东汉中后期仍保留“汉五铢”钱型制式，只磨、剪周边外廓的那些五铢钱来还要劣质，根本没了“钱样”。据说此钱大多只重一克左右，却强制当作五铢的重量来行用，是董卓架空中央政权，欺行霸市、强抢豪夺、坑蒙拐骗百姓钱财的最恶劣的表现，也从此种下了东汉亡故的命运。当时曾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讥讽董卓是“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其中，“千里草”“十日卜”合起来就是“董卓”二字倒过来的折解，暗指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何青青”“不得生”则是以老百姓反问的口气，讽刺“地里只长青草不长禾苗”的原因，深刻揭露了“国无安宁日，霸王横天下”的社会惨状，民不聊生自然会引发各地农民起义来造反，也从此留下了钱币史上“董卓钱”臭名昭著的坏名声。

最后，“剪边五铢”钱也是民众巧以应对，加剧劣钱泛滥的根源。随着两汉后期币制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市场和物价，物不所值，直接受害的是长年受劳役和赋税之苦的平民百姓。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4年）老百姓为了抗拒劣钱的伤害，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实施自我补救，这就又引出了另一种“剪凿五铢”钱的出现。是将五铢钱冲凿去外廓，使原先的五铢钱一半形似圆环状，另一半变成了剪边钱，把一个钱当作两个钱来用。由于冲凿过程中，要保留钱的样式，使得钱文“五铢”二字各剩一半，也就形成了“对文五铢”钱。“对文五铢”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外环钱仍保留原五铢钱的外廓，而穿孔则变成了环形状且不整，留有被冲截的残迹，钱文“五铢”二字有的仅剩一半。内钱就是典型的剪凿钱，钱径大小不一，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边缘多薄残，内廓和穿孔与旧五铢钱等同未变样。如果能将两枚钱合二为一，严丝无缝，那将是收藏中极其难得的奇迹。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环钱与西魏“延环五铢”钱有着本质的区别。西魏的“延环五铢”钱，不是人为冲凿出来的样子，是用标准钱范制作出来的正式行用货币，此钱的外环边与内环边同样工整光滑，只是将原来的小方孔变成了大圆孔，钱文完整较细长，重量在2.5克左右，是弱国或小国省材铸钱的产物。

纵观剪边五铢钱的出现和演变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是政治不稳定导致经济混乱的历史见证，是做空两汉经济的罪魁祸首，也是钱币史上“克”里空最直接的表现。在现今的藏币市场上，随处都可以发现，一堆汉五铢钱里总有很多经过打磨或剪过边的不规则钱币，是与当时私铸烂造、减重省铜分不开的，而且在这期间，所产的劣质钱币十分量丰，几乎将原有的好钱都挤出了市场，其产量之大、影响之大、坑民之重，都与历史上任何时期无与伦比，这也是五铢钱长期抬不起收藏价格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