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钞“重”铜钱轻

元朝钞“重”铜钱轻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皇朝。由蒙古族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所建，定都大都（今北京市），元朝的铜钱相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铸造的少，主要是元朝盛行使用宝钞（纸币）和银锭，铜钱的行用处于从属地位。

元朝为何逆前朝之钱制，独行宝钞之风呢？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经想沿用中原地区的汉制铜钱，但大臣刘文贞（时任太保）劝说，“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而我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较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这种说法虽有据可查，但太过于牵强附会。据我个人分析理解，元朝的前身为大蒙古汗国，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因大多数牧民过着随草而居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度过，素有“马背民族”之称。其民间行市也大都采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交易，货币作用不明显。直到大蒙古汗国建立之后，城市的建立和手工业的发达，这才加速了对货币的认识和使用。加之，逐步强大起来的蒙古汗国统治者，又实行对外扩张的政策，通过三次西征，国土面积已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更加速了对货币化统治的认识。忽必烈掌权之后，对外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减速，在灭掉西夏和金朝以后，仍继续南侵，欲求以武力统治整个中原。面对如此幅员辽阔的疆域和巨大的战争开销，再像前朝那样铸铜钱来统一币制，数量庞大，而且受矿产资源贫脊的影响，铸币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需。况且，军队作战携带大量钱资负重，反而不利于行军作战。相比较铜钱而言，纸币不仅制币成本较低，而且也有利于行军打仗。因此，行用纸币既方便携带，也不需要投入巨大的战略资源，这才是真实的国情所需，而刘太保的劝言只不过是想假借其说，以增强劝谏效果而已，不可偏信当真。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加之此前受宋金交子使用较为普遍的启发和影响，元朝纸币制度运用相对成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宝钞”管理和行用制度。据典籍史料考证记载：元朝纸币为长方形（约长25厘米、宽17厘米左右），面文上方为“XX通行宝钞”，有汉文九叠篆书与蒙文（即八思巴文，藏语“圣者”之意，是元世祖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是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并注，面币正中为币值数额，分一贯、二贯、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等各种币值，下方为印钞单位、监官名称、发行时间三项内容，同时还印有禁伪等提示语。

元朝宝钞主要有“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时期的不同版本。其中，第一时期的“中统元宝交钞”是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的纸币，有“交钞”和“元宝钞”二种。“交钞”为中统元年始造，钞质为丝，同年十月出“元宝”纸钞，是现存最早由官方正式印刷发行的纸币实物（宋代交子至今无实物可证），也是币值最稳定一种交钞，一直行用至元末。这种宝钞从发行之初，就以白银为本金，任何人持中统钞都可按银价到官库兑换成白银，且不受区域和时间限制，每两贯可兑换白银一两。从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起，全国禁用银钱市货，“中统元宝交钞”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第二个时期的“至元通行宝钞”为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完善币制改革以后开始发行，面值有二贯至五文不等，与中统元宝钞和交钞并行使用，此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当白银一两，二十贯当黄金一两计值。至元钞因由元朝尚书左丞相叶李所设计，也俗称“叶李钱”，也是元朝流通时间最长的纸钞，前后达36年之久。在这期间，由于元朝政权版图的无限扩大和用于战争消费的巨大损失，已造成了不可逆转的通货膨胀局面，虽经多次变革调整，但效果不佳，也算是元朝纸币发行和管理上的不足之处。第三个时期的“至正交钞”为元朝晚期顺帝于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实行纸币制度最后一次变革（即以政府强制通用的不兑换纸币流通，作为基本的货币制度）印造的“至正交钞”，又名“新钞”。其型制上与早期没有改变，只在原来“中统元宝交钞”上，加盖了“至正交钞”字样，因当时采取纸币和铜钱相辅发行的办法，一贯约为至元钞二贯，合铜钱一千文。由于恢复铜钱的使用和不可兑换性，反而加速了纸币的贬值，使得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直至宝钞法全面崩溃而终。

元朝在大量使用交钞的同时，也在不同时期发行过铜钱，但大多只用为辅币使用。元朝正式用于流通的货币铜钱主要有早期蒙古汗国时期铸的“大朝通宝”“大朝金合”和“窻（窗）国通宝”钱；金末元初时期地方铸的“交钞半分”钱；世祖中统年间铸的“中统元宝”、至元年间铸的“至元通宝”钱；成宗元真年间铸的“元真通宝、元宝”钱、大德年间铸的“大德通宝”钱；武宗至大年间铸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钱；顺帝至正年间铸的“至正通宝”钱共计有11种。

“大朝通宝”钱为蒙古汗国在改称元以前称大朝时（公元1227年）以前铸的国号钱，钱文楷书直读，光背无文，有银质、铜质两种，均为小平钱，存世极少，铜质更罕见，属古泉五十名珍之一。“大朝金合”钱疑似宋代时期蒙古汗国铸币（铸年不详）有折三和折十两种，钱文篆、楷两体，铸量少，存世极罕，以上两币均带有纪念和行用之功。

“窻国通宝”或叫“窗国通宝”是成吉思汗之孙孛儿只斤·拔都建立钦察汗国（金帐汗国）后，简称为窻国，并在此期间铸行的国号钱，也带有纪念和行用之功，存世极罕。据《元史》记载：窝阔台汗（太宗）八年至十三年（公元1236年—1241年）拔都等皇族成员领军西征，先后入侵钦察、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公元1242年，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还，在窝瓦河下游东岸的萨莱城建立黄金帐（蒙古大汗之居所），自称钦察汗国，为大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位于俄罗斯咸海和里海北部，占有东欧和中欧大片地区，由拔都及其后裔管理，并发行了货币。由于该货币大多行用于现今中、东欧洲地区，只有极少钱被携带进入我国，故市场上极罕见。

“交钞半分”钱为金末元初地方官铸币，面背四决，钱文八分书（出处不详），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首现一枚，罕珍。此钱系元建国前地方官员（经中央允许）为方便与金、宋商贸交流所用，是为金代末期交钞的辅币之用。

“中统元宝”钱是世祖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3年）所铸行的蒙古汗国钱币，钱文楷、篆二体，俗称为对钱，分直读和旋读，存世极少。该钱应为蒙古汗国时期为方便与金朝的榷场交易而铸行的通用货币，后随着金朝灭亡和交钞的行用而停铸。

“至元通宝”钱为世祖元廿二年（公元1285年）铸汉、蒙（八思巴文）两体小平至折三钱，共有大小六个品种，也是元朝第一种正式用于行用的辅助货币，现存世也不多见，常见后期顺帝铸品。

“元真通宝、元宝”钱是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7年）铸行，钱文有汉、蒙文两种版式，汉文楷书，直读，有小平、折二两等，蒙文钱为折三型。光背无文，制作清陋，文字多不清。元宝钱为折二钱，制作疏漏，存世罕见。

“大德通宝”钱为成宗大德年间（公元1297年—1307年）铸，钱文分汉、蒙两种文体，汉文楷书、直读，有小平钱、折二、折三等，蒙文为折三型，光背无文。官铸钱文字规范，深峻厚重，比较少见，小型为供养钱。

“至大通宝”钱为武宗至大三至四年（公元1310—1311年）铸，钱文楷书直读，有平钱、折二、折三等，边廓峻深，光背无文，一文可兑换大银钞一厘。现小平多常见，折二较稀见。

“大元通宝”钱为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铸，非年号钱，有汉文及蒙古文两种，版式繁多，大小厚薄不均匀。折十蒙文的发行量比较大，较为常见，汉文“大元通宝”分大小两种，均罕见，小型尤少，皆为古钱珍品。

“至正通宝”钱是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始铸，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型，钱文端庄秀丽的汉字楷书，背穿上记年或记数用蒙文，以背穿下有无汉字记数可将至正钱分为三大类，地支记年钱，穿下无汉字，穿上蒙文为寅、卯、已，午五个地支记处字，所记为至正十至十四年，每一记年均有小平，折二，折三共三等，俗称“五年三等十五品”。此“十五品”为元钱中最精美的钱币，另有蒙文穿上记值为折三，折五，折十，三种，并且部分钱币背面铸有八思巴文，因铸造量丰，目前，市场上较为多见。

综上所述，就不难发现，元朝纸币在整个元代经济社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纸钞的大范围推广和使用，一改我国古代历史上铜钱独大的霸主地位，这为后世现代纸币的发展、改进和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历史宝贵经验，元朝“钞重币轻”（纸币为主，硬币为辅）的现象也延续至今，贯穿于我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