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多出供养钱

元朝铸钱有一个独特现象，即多数年号铸币钱并非主要的行用钱，而是多为供养钱。所谓供养钱，即寺观里专用于信徒供奉的香火钱，也称“供佛钱”“庙宇钱”。此类钱一般制作粗疏，形体偏小（比平钱还小），铜色以深红及浅红者居多，供养钱也有偏黄色，不作为主要货币参与社会流通，所以铸币量有限，传世也不多见。

目前泉界公认最早的供养钱为北宋“淳化通宝”金质背双佛钱，该钱为宋太宗专供五台山礼佛之用。据说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炅率军收复山西时，有占卜者进言，“有菩萨保佑，五月初五，不战可胜”。果不其然，在端午节这天，宋军兵马未动，北汉政权宣布降宋，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太宗皇帝惊叹是“五台山佛祖显灵”了，遂从左藏库提起千万钱，用作修建五台山太平兴国寺等十座寺庙。后有民间传说，“千枚金币埋塔下，于情于理香火中”，此话在1988年春得到了验证。据当时的报道称：河北保定平山县民工在山西五台山3600米高的中台翠岩峰重修珠光宝塔时，在塔基下出土了1340枚“淳化通宝”金质供养钱（史料记载为2035枚，因出土时遭哄抢，后大部被追回，仍流失695枚）而震惊世界，如有幸者，或许还可以在民间能得到此钱一枚。

在历史上，以元代供养钱居多。这是因为蒙古族大多有信教传统，早期信奉萨满教，后来由于西藏喇嘛教宁玛派首先在蒙古族统治阶级内传播发展，并在元世祖的倡导下得到空前光大，到清末时期，内蒙古的喇嘛教寺庙约有上千座，故内蒙古素有“殿宇雄伟，比拟佛国”之称。由于宗教有教化寓民之功，尤受元朝廷尊尚，也为供养钱在元朝盛极提供了条件。元代供养钱与纪念钱相比，明显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可依钱的大小与市场上流通的铜钱折算兼行，按市值交易也行用无阻。

元朝供养钱最初为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开铸“中统元宝”供养钱，以后历代，绵延不息。仅年号钱而言，成宗元贞年铸“元贞通宝”供养钱 ；大德年铸“大德通宝”“大德元宝”和“大德元年”供养钱；武宗至大三年至四年铸“至大元宝”供养钱、至大三年铸“大元元宝”“大元之宝”供养钱；仁宗皇庆年间铸“皇庆元宝”供养钱、延祐年间（公元1314年—1320年）铸“延祐元宝”“延祐通宝”“延祐贞宝”和“延祐三年”供养钱；英宗至治年间（公元1321年—1323年）铸“至治元宝”“至治通宝”供养钱；泰定帝泰定年间（公元1324年—1327年）铸“泰定元宝”“泰定通宝”以及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铸“致和元宝”供养钱；文宗天历年间（公元1328年—1329年）铸“天历元宝”和至顺年间（公元1330—1332年）铸“至顺元宝”“至顺通宝”供养钱 ；宁宗（公元1332年）至顺三年铸“至顺壬申”背太乙、背护圣供养钱；顺帝元统年间（公元1333—1334年）铸“元统元宝”及至元年间铸“至元通宝”“至元元宝”“至元戊寅”，至正年铸“穆清铜宝”背“至正”供养钱等。非年号钱有“道经师宝”“承华普庆”等供养钱，真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人认为短命皇帝宁宗在位还不到一年，未铸钱，上面又怎么出现了宁宗至顺三年，而且有铸钱，这是否与历史史实不符呢？据我个人分析，文宗“至顺”年号仅用了三年，便于至顺三年八月去逝，文宗临终前为了洗刷他毒死哥哥（元明宗）的罪行，下诏让明宗之子懿璘质班继承皇位。当年十月，懿璘质班即位，年号延用“至顺”未改，是为宁宗，可惜宁宗在位仅43天就患绝症死去了，享年7岁。似乎没有铸钱的可能，或者可以忽略不铸钱，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个人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文宗在位时改至顺年号时已按惯例铸了“至顺元宝”“至顺通宝”供养钱，在没有新年号出现之前，是不可能再铸与之有别的新钱。特别是钱币具有代表皇帝权力的象征意义，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可以随便乱改乱加其他文字标注的，除非有重大事件发生，需要在钱文上标注以示纪念，才有可能出现钱文上的纪年或纪事现象，反观文宗至顺三年除了死讯以外再无大事，况且死讯一般不在钱币上体现，文宗帝的死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特例。再看宁宗，即位时的新年号一般都在次年初开始启用，之前仍是先皇帝的年号，可宁宗即位后仅43天即暴亡，只能延用“至顺”这个年号，加上有新皇帝即位必铸新钱的传统，为有别于前期文宗的“至顺”钱，这才特别加注背纪年，而公元1332年的干支就是壬申年，故铸“至顺壬申”（背太乙、背护圣）供养钱，都有祈福上天保祐幼主之意，因此，可以肯定此钱必为宁宗时期所铸。历史可以不留记载，但事实应得到尊重。可以这么说，从钱币小小的变化上，也为我们解开了一段历史悬案。

元朝供养钱现已多不见，特别是元末时期，中原农民起义军在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所到之处，皆以自铸新钱来代替旧币，而早先流散于民间的供养钱，多不敢私藏，大多销毁或上缴义军化铸，所以在现今的中原地区，此类钱已很难一见，实为收藏之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