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铜钱不易得

西夏铜钱不易得

西夏王朝（公元1038—1127年）是我国古代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时所建立的一个多民族封建王朝，取国号“大夏”，因其位置在宋、辽、金以西地区，故历史上称之为“西夏”。相传共历10帝，历时190年，并创制了本民族语言的“西夏文字”，形成了极具本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

西夏王朝建立后所铸的本国货币，材质上多为铜质和铁质，但早期多为铜钱且铸量少，后期则铜钱少、铁钱多。目前，面文为西夏文的钱币已发现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以及“天庆宝钱”。这五种钱币型制上都以光背小平铜钱为主，属于珍稀品种。

汉字体的西夏钱币按照年号划分，目前已有八种面世，分别为：“大安通宝、重宝”“元德通宝”“大德通玉”“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以及“光定元宝”钱。在这些钱币中，除了“元德重宝”钱为折二大钱外，其余均为楷书小平钱。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疑问，西夏曾经铸过十多个品种的钱币，为何现今很难得一见呢？

这里面既有历史成因，也有现实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在西夏王朝建立之前，党项族以姓氏为部落，散居于青海省西南和四川省松潘以西的广茂盛地区，过着逐水草、无定居的游牧生活。后来受吐番国侵扰,请求归附于中原王朝统治，从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开始内迁今甘陕地区，在汉族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下，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中原王朝的特殊照顾，人口和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这期间并没有铸行自己的本族货币，仍延用中原政权地区的通行货币。唐末“黄巢起义”暴发后，唐王朝命其参与镇压起义，因他们作战有功，整个部落氏族被赐为李姓，首领被封为“夏国公”，这也是后来“大夏”国国号的由来。唐朝灭亡后，中原大乱，群雄逐鹿，党项族拓跋部首领也乘机扩充地盘，设官置吏，征收税赋，成为雄居西北的一个强势政治武装集团。大宋王朝建立之后，因无力对其用兵，采取了赐姓、封爵、给岁赐的安抚怀柔政策，赋予其特殊的自治地位和优厚照顾，经过多年的稳固发展，拓跋部已羽翼丰满，名为归宋，实则已自立。同时，因为其占据着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地区，卡在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商贸活动的咽喉位置上，因此各国商贾经过此地都要赋税“过路钱”，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参与本国的特产交易，从而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这其中主要来自于中原的宋钱。西夏王朝或许是发现商贸活动有利可图，逐渐实施重商轻农的政策，特别重视与宋、辽、金诸国和西方的贸易互通，使得商贸活动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加上每年靠宋王朝的岁赐和通过贸易所得的钱币，已基本满足本国社会钱币的流通需用，所以不需要再费工费料大量铸造本国货币，只铸造了少量的钱币来作为王朝的政权象征，用于赏赐臣僚、祭祀和对周边国家的礼尚往来之用。可以说，在北宋灭亡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夏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北宋钱，这也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西夏早期铸币虽少，却质量精致的原因。后来因为北宋的灭亡，西夏失去了中原每年的岁赐，只得对强权“大金国”称臣，可是金国虽然强大，却也很少铸钱，初始也主要是行用中原货币，西夏从他们那里得来的东西，也大多是少量的实物补贴，钱给得极少，这一现象从西夏窖藏钱币出土的情况里得到了验证。由于宋钱断了源，金钱又不能补，旧钱损耗十分严重，致使西夏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钱荒，为了满足社会流通之所需，才不得不于天盛十年（公元1159年）设通济监大量铸钱，用于发展生产和行用流通，但因受铜材稀缺的影响，这一时期所铸钱币也多以铁钱为主，从而造成了这个时期铁钱多、铜钱少的主要原因。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天盛廿三年时，西夏经济（主要是商贸经济）和文化空前发达，达到了鼎盛时期，铁钱的磨损较为严重，又开始少量铸行了一些铜钱，所以在西夏诸钱中，“天盛元宝”铜、铁钱堪称铸量最丰、制作最工、文字最秀的一个品种，因此，天盛钱在现今存世也最多。尽管如此，因国力所限，天盛钱若与中原钱尤其是同期的宋钱相比，仍属于少得可怜的稀罕之物。据从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来看，西夏王朝自铸币很少，所占比例不到2%，而北宋铸币最多，占到了百分之85%以上，有的窖藏高达97%，其它王朝铸币（汉、唐、五代诸国、金、辽及南宋等）只占12%左右。可想而知，整个西夏铸钱在整个钱史上所占比例极少。

那么，西夏钱到底铸了多少呢？从史料和考古来推算，在其建国二百年间，铸币总量估约20多万枚左右，其中，铜钱只占2万枚不到一点，铁钱约有18万枚左右，共有15个种类，不到五十个版式。这些钱币，除铁钱出土时就锈蚀严重和没有引起重视损失较多外，部分已由国家和地方的博物馆以及文化馆收藏，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在钱币收藏家和钱币爱好者的收藏之中，这也是现今西夏钱流通交易量少的重要原因，所以此时的铜钱是难得之佳品。

如今，我们已知的西夏钱币共有15个品种，分别是：毅宗福圣承道年间（公元1053—1056年）铸西夏文“福圣宝钱”、惠宗大安年间（公元1075—1085年）铸西夏文“大安宝钱”和汉文“大安通宝”钱、崇宗贞观年间（公元1101—1114年）铸西夏文“贞观宝钱”和元德年间（公元1119—1126年）铸汉文“元德通宝、重宝”钱以及正德年间 (公元1127—1134年)铸西夏文“正德宝钱”和大德年间（公元1135—1139年）铸汉文“大德通宝”钱、仁宗天盛年间（公元1149—1170年）铸汉文“天盛元宝”钱和乾祐年间（公元1171—1193年）铸西夏文“乾祐宝钱”和汉文“乾祐元宝”钱、桓宗天庆年间（公元1194—1206年）铸西夏文“天庆宝钱”和汉文“天庆元宝”钱，襄宗皇建年间（公元1210年）铸汉文“皇建元宝”钱、神宗光定年间（公元1211—1223年）铸汉文“光定元宝”钱。

“福圣宝钱”：号称“西夏第一钱”，是西夏第二位皇帝毅宗嵬名谅祚的第三个年号钱，面文旋读，光背无文，有粗字、细字、厚版和薄版等区别，现存世量不足百枚。

“大安宝钱”：有小平，折二，两种版式，小平钱较为稀少，折二钱更少，现能所见的折二钱收藏于西安文管处，为西夏诸钱中的奇珍之品。其中，另一品“大安通宝”钱比“大安宝钱”还要少，疑试铸品，被列为天下奇珍。这里大家要注意，在我国历史上，曾用“大安”年号的共有三位皇帝，辽道宗铸有大安钱，共有两品，前面已作过介绍；西夏惠宗也铸过大安钱，该钱钱制与西夏历代铸钱文风一致，特色明显，与辽铸大安钱文风迥异，很容易区分；金朝卫绍王大安年间未曾铸钱，故大安钱有“三朝共取同一名，两币遗世易区分”之说，大家切不可将此两种钱混淆视听，或将个别异品归纳为金铸大安钱。

“贞观宝钱”：是目前已知的西夏年号钱中存世最少的一个品种，以西夏文书写，旋读，光背，被泉界视为奇珍之物。2010年在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曾拍出一枚品相稍差点的钱币，成交价格为11万元。

“元德通宝、重宝”钱：有楷、隶、行三种钱文书体。隶书少见，楷书、行书极其难得，现上海博物馆藏有楷书体小平钱一枚，传世极罕；重宝钱为折二大钱，存世仅两三枚，珍罕无定价，现北京中国钱币博物馆有藏，被视为镇馆之宝。

“正德宝钱”：为西夏崇宗的年号钱，属折二大钱，存世仅见一枚。在大量的西夏文献里面，都没有这个年号的记载，只在官印、和背款以及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文题记上，有“正德”二字。也有专家解读认为西夏文中的“正德”应为“治德”，但泉史上一般都作正德命名。现保守估计价为20万元。另外一种“大德通宝”钱，为小型供养钱，据钱谱载现存世仅见二品。

“天盛元宝”钱：有铜、铁两种材质，版式也是最多的一种西夏钱，现存世量大，不亚于宋代诸钱，但铁钱背“西”者少见。

“乾祐宝钱”：传世微多，为西夏文钱中之上品。而“乾祐元宝”钱有铜、铁两种，铜钱少、铁钱多，铜钱钱文有行、楷两种书体，有长“元”和短“元”之别，铜钱十分难得。另有一种大字版品，现仅见有一枚，据传有极罕试铸折二大钱传世，铁钱现也不多见。虽然在五代后汉隐帝时期也曾用“乾祐”这个年号，但五代未铸钱。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人在收集此钱近几年间，均未见到过铜钱，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召寺古玩市场，偶见一串铁钱，约二十多枚，而且全部是残币，无奈之下，只挑得一枚稍好的缺角残币存册，可见该钱之难得。

“天庆宝钱”：是西夏钱文中铸工最佳，却铸量不大，存世较珍罕一种钱币。另一种“天庆元宝”钱，钱文楷书旋读，书体端庄劲健，铸工良好，与辽铸天庆钱最大的区别是文字的书写上，辽铸钱文字不工，一眼可识别，现此钱存世也不多见。

“皇建元宝”钱 ：该年号在西夏虽只用了一年，但铸钱量较前期钱稍多，一般也能偶见，但小字大样者少见，现今该钱存世已不多见。

“光定元宝”钱 ：是西夏最后一钱，比较少见，另有篆书钱与此成对，目前而言，篆书钱为孤品（亦说二品），珍罕无定价。

总之，西夏所铸造的钱币，总体上比辽、金时期所铸钱币铸工精良，铜质上乘，边廓坚挺，型制规整，字体端庄秀丽，书法高雅优美，在我国历代数千种钱币中，也算得上是佳品了，充分反映出西夏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吸收中原文化比较成熟，制钱技术比较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