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兴起归“汉”钱

西夏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王朝，它既秉持本民族特色，又兼顾中原文化的吸收，使其从一个弱小的民族，发展壮大成为雄居一方实力强悍的封建政权。反观其发展壮大的历程，可以完全归功于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运用，这从铸钱上两种文体（契丹文和汉文）的先后出现，得到了充分验证，尤其是在西夏后期，大量铸行汉文钱的现象，更加证实西夏王朝的兴盛是与中原经济的发展一脉相承，分割不开。

历史上的西夏，地处西凉地区，地广人稀，早期多以农牧经济为主，“随牧而居”的生活方式是其社会结构的主要特证。唐初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党项羌族，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因势力弱小不得不经常与另一个势力弱小的吐谷浑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吐蕃国，在唐高宗时期，吐谷浑被吐蕃国所灭亡，党项羌族因失去了相互依存的保护，只好归附中原大唐王朝管辖，被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唐僖宗时，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一度收复长安，再次被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在五代十国时期，不管中原谁当霸主，李氏（拓跋氏）皆“俯首称臣”，以换来本部落的平安和大量的赏赐。在此后二百多年间，伴随着“大夏”国的建立，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已不能适应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随着城市定居者和手工制造业的兴起，商品经济得到蓬勃发展，“以邻为伍、相互融通”的经济结构形式，与中原地区的物产交流，成为当时推动西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促使以本国货币为主体的商业交流模式逐渐推广开来，中原汉文化也逐步在西夏经济社会中成为主流文化，有力地促进了西夏生产力的发展。

沿着西夏王朝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从建国之初（公元1038年—公元1119年）到第一枚用于行用的汉文钱“元德通宝”钱出现之前的七十多年间，社会经济活动并不发达，统治者所铸钱币只是象征性地为宣示政权而少量发行，大都用于行赏为主，当时用于社会行用和流通的重要角色，仍是中原地区前朝各个时期的货币（以北宋钱为主），尽管在大安年间也曾出现过用汉文铸的“大安通宝”钱，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用钱，而是惠宗继位后继续表明归宋称臣的象征意义。直到崇宗元德元年始铸“元德通宝、重宝”汉文钱出现之后，才正式开始作为辅币行用。这是因为崇宗帝3岁接位时，只是个不问政事的儿皇帝，政权仍由母后梁氏和舅父梁乙逋共同辅政，梁氏外戚为缓和内部矛盾，仍推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采取对北宋不断用兵的办法，以转移国内的政治危机。从大安十一年（公元1085年）到永安二年（公元1099年）的13年间，西夏对北宋发动了大小50余次战争，有的一年之内达六、七次之多，既破坏了“宋夏议和”的关系，也影响到贸易交流（北宋采取关闭榷市的办法相抗衡），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国库空虚，使得国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崇宗亲政以后，对外重新采取对辽称臣、与宋议和的策略，积极整顿吏治，结束了梁氏外戚专权的局面，重开榷市；对内则采取减少赋税，注重农桑，兴修水利，休养生息的办法，大力发展经济，这也是元德元年（公元1119年）始铸“元德通宝、重宝”汉文钱的重要原因，并利用“联辽和宋”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商贸经济，使得榷市、和市和私市重新繁荣起来，在崇宗的励精图治下，西夏国势一步步由弱到强。

在此后的一百二十年间，西夏注重发挥其地理位置的独特优势，以扼取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通道为资源，在收取西方和中原“过路费”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国内各行各业的发展，鼓励民众与中原和西亚进行广泛的商贸活动。特别是在仁宗时期，西夏的农牧业、手工业、冶炼业、矿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四方的物资会集散首都，景象繁荣，从而使西夏进入最鼎盛的时期。据仁宗《天盛旧致新定律令》规定：行市优待西方商人。可见，商贸活动已成为西夏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了进一步促进商贸发展，西夏一改以往借用他国货币的做法，于天盛十年（公元1158年）设立通济监，铸造“天盛元宝”钱，其铸量之大史无前例。一方面是北宋灭亡后，缺少了每年七万多两的岁赐，使社会上流通钱币出现了严重不足，影响了经济运转。另一方面，随着商贸活动的扩大，原有混乱的币制（前朝各个时期的中原汉钱）已经落后于经济生活需求，为了解决流通钱币不足的问题，西夏这才开始大批量铸钱，因为铸钱量大，就需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这才设立了“通济监”。

也许大家会问，西夏在兴业的过程中，采取对辽称臣，为何不铸“契丹文”钱，反而多铸“汉文”钱呢？这是因为辽国经济结构与西夏相差无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互补性，而相对于中原两宋来说，西夏的农牧产品、盐、矿等战略物资十分丰富，正是中原地区缺少的东西，完全可以满足中原所需。与之相反，中原地区的富庶，尤其是粮食等丰富物产又是西夏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商贸活动的主要对象仍是面向中原，而弱宋面对强大的辽朝，又无力庇祐西夏政权的稳固，恰恰是采取对辽称臣更有利于三国鼎力局面的形成和巩固，从而获得辽朝政治上的保证和两宋经济上的扶持，所以西夏在重利兴国的过程中，必然把中原两宋作为主攻方向，自然会在商贸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货币，也以汉文钱为主，以方便行市交流。由此可以肯定，西夏的繁荣和兴盛离不开中原的影响，特别是在北宋灭亡之后，失去宋廷岁赐的前提下，只能自行多铸“汉”钱来推动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自“天盛元宝”之后，大量铸造汉文“乾祐元宝”“皇建元宝”和“光定元宝”铜钱以及大量铁钱的根本原因所在，只不过后期的皇帝一个个昏庸无能，才使得盛夏由强变弱直至灭亡。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西夏王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毕竟在两宋时期曾经有过自身的繁荣和兴盛，是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重要历史组成部分，任何割裂和否认这段历史现实都是不容许的，也有悖于华夏大地各民族团结共和共荣发展的天理，回顾和珍惜这份珍贵的历史遗存，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必须得到弘扬和延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