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钱“永乐”海外传

明朝建立初期，由于刚刚经历过战乱，农民流离失所，土地大量荒废，雄才大略的朱元璋采取“重农抑商”的治国之策，不断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农业生产，强化社会秩序，使得明初经济很快得到复苏，确实达到了“洪武之治”的效果。遗憾的是作为贫民出身的太祖皇帝目光短浅，只重视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重视沿海地区的对外通商活动，实行严格的大明海禁政策，从而抑制了对外商贸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农业经济长足发展与财政税收不协调的拮据局面。

相反，明成祖朱棣在对侄儿惠帝发动“靖难之变”夺取大明政权之后，一改朱元璋时期的清廉政治，将都城迁到自己的老巢北京（登基前时为燕王）大兴土木，扩宫建殿，花钱无止境，坐吃山空，将用于抵钞之用的库封白银也如数花光，引得物价突飞猛涨。仅拿当时老百姓赖以为生的白米价格来说，有史料数据称，当时的一石白米的价格已从洪武初年的一贯钱飚升到五十贯钱，民怨弗止。为彻底扭转国库空虚的局面，朱棣一方面采取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的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以促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为“永乐盛世”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政治和组织准备。另一方面，一反明初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实行“怀柔四方”的对外开放政策，加强海外贸易活动，既展示大国实力，也赚取必要的物质财富。鉴于明朝行用纸币和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不为外人所接受的特点，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开铸“永乐通宝”年号小平钱（钱书法绝伦，铸工精湛，整齐划一，是中国货币史上精美的货币之一），并令郑和组成庞大的船队，七次出西洋实行海外交流和商贸活动（初始二次出海应为以展示大明国威为主，后期由于财力不足，兼顾贸易并重之举），从而夯实了“永乐盛世”的对外交往的经济和文化基础。由于海外贸易量的大增，到了永乐九年，又指定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个重要茶叶、瓷器、丝绸等主产地的布政司加铸“永乐通宝”钱，用于对外贸易和赏赐。“永乐通宝”钱也成为六百年前国际贸易市场上的硬通货，受此影响，有些国家还专门大量输入中国铜钱。如邻国日本就输入许多明钱，以洪武钱和永乐钱为最多，日本、越南还曾大量仿铸和使用“永乐通宝”钱，现在所能见到的“永乐通宝”背“治”“木”等钱，皆为日本所铸。

或许有人要问，在现今泉币市场上，铸量之多的永乐钱为何不如宋钱或同期的洪武钱易得？这恐怕也与明初的货币政策有关。明初实行的仍是纸币和白银为主的通行货币，洪武钱一直作为辅币使用，这一政策直到明末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而永乐钱主要针对海外，国内行用得并不多，这也是海外较常见，国内反而少见的重要原因。

据明史及相关资料显示，三宝太监郑和自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先后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加深了大明王朝与东南亚和东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每次都携带大量的金银宝货（以永乐钱为主）、丝绸和青花瓷器进行相互贸易。《瀛涯胜览》记载：“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通用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今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巨港市）亦使用中国铜钱，锡兰国（今斯里兰卡）尤喜中国铜钱，每将珠宝换易”。正因为有如此需求量，在南海和国外很多国家地区都有大宗永乐钱出土发现。上世纪70年代在东沙、西沙群岛的水下考古中，郑和船队的沉船遗址里就发现有数量非常巨大的“永乐通宝”铜钱。如西沙群岛第一次清理古钱，约8万多枚，其中，“永乐通宝”钱就占到5万枚左右；第二次清理能看清文字的铜钱有1995枚，而永乐钱就有1215枚；在东沙群岛清理古钱时，发现明钱有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三种，其中，也以永乐钱居多。近年来，国外考古发掘中，也有大量永乐钱被发现。如1930年，日本学者入田整三对国内48处所发掘铜钱的数量分析统计，为554714枚，中国钱占99.8%，其中永乐通宝有29225枚。时至当今，南中国海及环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如肯尼亚、坦桑尼亚、阿曼、伊朗、斯里兰卡、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有出土“永乐通宝”钱的记录。正因为如此，明朝“永乐通宝”钱正如“china（瓷器）”一样被这些国家的人民所认同。

怀古思今，当今中国正以雄心勃勃的和平发展计划，重振当年东方大国的强国之梦，新的“一带一路”对外交往和互惠贸易蓝图，必将引领新的世界经济潮流在共同发展的大旗下，继往开来，一个以人民币为主导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必将像当年永乐钱一样名扬海外，为各国人民所拥护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