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到底算哪个学 派？
《管子》的内容非常庞杂，其中有道家之言，有儒家之言，有法家之言，有墨家之言，有名家之言，有兵家之言，有阴阳家之言，有农家之言。管子究竟归属哪个学派呢？《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入道家；唐代编的《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法家。自此以后历代官志都将《管子》列入法家。近人严可均、吕思勉有新发明，把《管子》列为杂家之书。所以管子算哪个学派有三种说 法。
《管子》的哲学思想确实接近于道家，但是道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管子在政治上虽然也说“无为而治”，但实践中在政治上是非常积极进取的，主张通过改革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来建立“王霸之业”。他将自己的这套主张用来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讲过：没有管仲，就不可能有齐桓公的霸业。若完全“无为而治”就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显然将《管子》归入道家是说不通 的。
于是到了唐人修《隋书》时，又把《管子》归于法家。因为其中很多文章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包括许多具体的治国方术。例如《管子》称:“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但是《管子》又不主张完全依赖法治，强调治国要顺民心，利民生，强调富民、爱民、亲民；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法家不会讲这些的，认为这些很虚伪。韩非子骂起孔子、孟子来是毫不客气的。法家主张君王享有绝对的权威，管子则不赞成，认为“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管子》的治国方术是主张“礼法并用”。这显然不是纯粹的法家思想，明显糅合了儒家思想的因素。所以也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入法 家。
既不属于法家，也不属于道家，归入杂家就更不对了。之前提到的两位老先生对什么是杂家没搞清楚。《汉书·艺文志》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如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杂家的两部代表作《淮南子》和《吕氏春秋》，是一批学者在短时期内把各家学派的书编在一起，给皇帝看，为皇帝治国所用，这叫做杂家。杂家的传承一直都有，像后来编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管子》显然不是这样。它是在很长时间内形成的，而且有自己很系统的思想。因此，《汉书·艺文志》就没有把《管子》归入杂家，而说是道家之书。后来的官修史书将其归入法家，也没有归入杂家。那是因为古人很清楚：《管子》和《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杂家著作全然不 同。
那么《管子》到底是什么家？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了解先秦时期的学术背景。先秦诸子的分类，始于汉代。先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后有刘向和刘歆父子的“九流十家”。这个过程，我们要清楚。战国时期，思想十分活跃。天下志士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是当时学术界的特点。每一家都有一个强调的东西。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尸子·广泽》也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不已，皆
于私也。”他们的主张由老师教给学生，学生再教给学生的学生，慢慢便成一家。各家互相攻击，好几代了还停不下来，都是出于一种私心。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孟子·滕文公下》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在这里，“子”、“氏”并用，可见“子”只是代表个人。在《庄子·天下》中列举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两个“之徒”，意义有区别。很明显，前者是指有师承关系和学术渊源的一批人。后者则是指思想宗旨、学术兴趣、学术问题相近的学者群，未必有师承关系。他们都被名之为“家”。但前者为本意，后者为引申义。即“子”未必形成自己的“家”，但“家”必形成于“子”。不过，当时各家大多尚未打出旗号，标榜自己是哪一家。到了司马谈和刘向父子，他们要对当时所看到的图书进行分类，为了叙述之便，才把先秦那些思想宗旨、学术倾向相近的著作归为一家，然后给以一个明确的名称。这些命名有些是先秦典籍中本来就有的，如儒家和墨家；有些则是原先没有而由他们创造的新名称，如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等。所谓“六家”和“九流十家”，都是择其主要的思想流派而言。到了汉代，“家”的外延较前更宽泛了。归入同一流派的，有的有师承关系，有的并无师承关系。例如《韩非子·定法》记载：“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篇末则有：“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这两位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同，明显不是一家，但没有人会怀疑申不害和公孙鞅是法家人物。可见在同一流派里，可以既没有师承关系，又“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思想宗旨并不完全相 同。
就拿道家来说吧，《吕氏春秋》讲得很清楚，“老聃贵柔，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但学术界一直将他们看作道家代表人物，因为他们学术兴趣相近，都是讨论“道”，讨论形而上的东西。现代有所谓专家说：“老子创立了道家之后，后来道家开始分裂。”那是用现代政党的概念，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用宗教的概念，如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穆哈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用西方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如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派，马塞尔创立了存在主义学派，来看待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如果我们还原到先秦那个时代，各诸侯国之间语言文字都不通，齐国人哪里听得懂楚国人的话？交通也不方便，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几秒钟就可以看到千里之外发表的文章了。当时在齐国乡下写的东西要传到楚国去，可能要相隔几年、十几年。怎么可能有人登高一呼，说我要创立一个道家，然后各国学者纷纷加入？根本没有这回事。不过是这些学者，学生越带越多，书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而已。所以诸子百家不像今天的政党、宗教、学派，界限那么明确。现代学者硬要用我们今天的规范去套古人，就很幼稚。“文化大革命”“批儒评法”时，只要一部古书里有两三句话跟法家差不多的，就有人写文章，说有重大发现，某某也是法家人物，最后弄出几百号法家人物，很可 笑。
《管子》产生于诸子之学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逐渐成军之际。这一时期思想学术的最大特点，是所有的学术混沌未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诸子取长补短、互相吸收。大部分学者吸收他人之长，来发展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他们走的依然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的路子。而《管子》则不同，走的是“包含百家、集众所长”的路子。它是一部“王霸之书”，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齐桓公创立霸业。凡是用得到的各家各派的学说，他都吸收。兼容百家成一家，融合各派为一派，既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思想，又有纵横家、兵家、农家的因素。因此，没法以“六家”或“九流十家”来规范。无论是《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还是《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都是削足适履。其他各家可以用一个字归纳，什么贵虚啊，贵兼啊，等等。对管子就没法做这样的简单归纳。当然，从时间顺序上讲，究竟《管子》是某些诸子学说的发端，还是把某些诸子学说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现在很难说，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我认为这并不值得花一辈子时间去弄清楚，即便弄清楚了又怎样，不过多一篇文章而已。对我们想从古人思想当中吸取当今有用的资源，没有多大帮 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