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对精神的影响
关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的影响,思想家已有诸多的论述。洪堡指出,“我处处力图证明,自然环境对道德结构和人类命运有经常不断的影响”[67]。李特尔认为,人是“自然的镜子”。英国“处于被海峡环绕的中央,它自然就成为大海的统治者”[68]。康德认为,社会与自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各民族被自然边界(山脉、大河等)分隔开,破坏这种边界就意味着破坏了有一定规律的平衡,结果必然导致战争。康德把政治地理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国家的位置、劳动产品、风俗、手工艺、商业和该地居民。将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首先看成能促进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69]。黑格尔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第一种是拥有广阔草地的高原地区,这里的居民主要以畜牧业为生,他们随季节变化逐水草而居,有时群聚起来去劫掠平原地区的居民。由于生活来源不定,所以无需法律,社会状态是严格的家长制,人的性格有好客和劫掠两个极端。第二种是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这里的居民主要以定居农业为生,他们按季节变化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应运而生,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国家的根据和基础有了成立的可能,因此便出现了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等伟大的王国。第三种是与海洋相联接的沿海地区,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发达,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由于冒险求利是经常性的活动,所以海岸居民富有胆略和理智,海岸国家是民主政权。
黑格尔之后,关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的影响的研究,出现了另一种趋向。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探讨了三个问题：地球表面的分布和群组;作为人类迁移结果的这些分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自然环境对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包括直接的生理影响、心理影响,对人类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支配人类迁移及其最后分布的影响。拉采尔的这一思想后来又延伸到了政治,产生了他的《政治地理学》。在《地理环境》一书中,辛普尔将拉采尔的观点加以引申,他在比较生活在同一自然条件下典型民族的各个阶段文化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如果这些民族具有相似或相关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那么就可以合理地说明这种相似或相关性是由于环境而不是由于人种造成的。欧尔·斯沃思·亨廷顿在《气候与文明》一书中也发挥了拉采尔的观点。亨廷顿认为,人类的衣食住行主要依地理条件而定。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在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时,通常都选择那些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最可能成功的职业。每个人的健康和精力,主要受从事的职业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而职业和物质生活条件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甚至人类高层次的需要如管理、教育、宗教、艺术等也受到地理的影响,尽管这些需要主要取决于人种特征、历史发展的偶然事件和天才人物的影响,但地理环境会通过五个方面即人口密度、富裕程度、封闭程度、利益或资源的地区差异、精力程度等来影响高层次需要。亨廷顿还认为,在地理环境的位置、国土类型、水体、土壤与矿物、气候等五个要素中,气候最为重要,气候的温度、湿度和天气变化三个条件对人体的健康和精力影响最大。
上述各家虽然观点各异,但是,都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具有重要的影响。毋庸置疑,原生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分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环境除了通过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影响文化传统以外,还直接影响着人的性格。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70]接受上述观点的引导,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自然环境重要因素的土地状况,无疑也会对人的精神产生难以低估的作用。
在中外历史上,因人多地少或土地贫瘠,而使当地人萌生到非农领域谋生的意愿并形成一种商业文化传统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中国明清时期的徽州和山西。
威尼斯商人善于经商,萌生到非农领域谋生的强烈意愿并形成一种特有的商业文化传统,与其说是天生的,倒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的。威尼斯远离欧洲大陆,土地贫瘠,没有像样的陆地,甚至没有像样的岛屿,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沼泽之中,无土地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应该是它的不幸。但是,正是这种不幸,反而为威尼斯提供了某种机遇。一方面,土地贫瘠对威尼斯构成了一种限制;另一方面,威尼斯在地理位置上又有天然的优势,恰恰位于西欧大陆文明和东部拜占庭文明的中间,成为中部欧洲与地中海各国间自然的联络站。这种天赐的地理位置,正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商机。贫瘠的土地使威尼斯人面临着强大的生存压力,使他们萌生了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这种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不仅构成了威尼斯人突破贫瘠的土地束缚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也成为威尼斯人突破中世纪坚固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禁令限制,形成自身特有的商业文化传统的强大精神支撑。在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的指引下,只要有利可图,不管是基督教的朋友还是基督教的敌人,对威尼斯人而言,都无关紧要。威尼斯人的“进取和寻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许宗教上的顾忌长时间地阻止他们恢复以前与叙利亚的联系,尽管他们现在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在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进取精神的激发下,基督徒神圣的十字军东征,也成了威尼斯人极好的一个谋取利润的机会。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把十字军穿越地中海的客船服务,“做成了一笔特别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索要高价,十字军骑士(大多没什么钱)支付不起,这时,这些意大利‘投机商’就仁慈地允许他们‘一路干活抵偿船钱’。要抵偿从威尼斯到阿卡的船钱,十字军骑士要为他的船主打一定次数的战争”[71]。这样,威尼斯大大拓展了自己在亚德里亚海沿岸、希腊(雅典也成了威尼斯的殖民地)、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罗得岛的领土。更有甚者,威尼斯商人除了同异教世界进行正常的贸易以外,还敢于突破欧洲基督教会的禁令,贩运武器原料给回教徒,以谋取利润。
像威尼斯商人一样,明清时期的徽商和晋商也有到非农领域谋生的强烈意愿和进取精神,特殊的自然环境也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徽州下辖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和绩溪县,均处于安徽省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有宋代一代,徽州人地矛盾就已十分突出,有赖饶州产米补给。淳熙《新安志》有如下记载：“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水湍悍少潴蓄。自其郡邑,固已践山为城,至于四郊都鄙,则犹可知也。大山之所落,深谷之所穷,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刀耕而火种之,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壤与禾荡然一空,盖地之勤民力者如此。”这状况与饶州和宣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宣、饶之田,弥望数百亩,“岁才一耘,时雨既至,禾稗相依以长,而其人亦终岁饱食,不待究其力。歙之人,耘以三四,方夏五、六月,田水如汤,父子坦跣,膝行其中;掘深泥,抵隆日,蚊蝇之所扑缘,虫蛭之所攻毒,虽数苦有不得避,其生勤矣”[72]。由恶劣的自然环境而导致的徽州人劳动的密集和辛苦程度,从此文可见一斑。舒璘也说,徽州“山多田少,贫民下户,仰给于陆种者尤众”[73]。“新安虽号六邑,皆崇山峻岭,水东流浙,西入彭蠡,在江右若覆釜然,耕垦砂砾,不见平原。”[74]由于缺乏平地,徽州的贫农和下户只能仰赖干旱作物粟麦等维生。
上述表明,徽州经济,已不能以纯农业作为生计的中心基础。因此之故,徽州人萌生到非农领域谋生的愿望,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关于徽州自然环境与徽商群体兴起的关系,明清的学者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吴日法在《徽商便览》中说：“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山川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75]唐顺也说：“新安土地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76]魏禧指出：“徽州富甲江南,然人多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77]洪玉图也认为,“歙山多田少,况其地脊,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78]。据统计,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仅2.2亩,清代康熙年间为1.9亩,道光年间则进一步减少到了1.5亩。按现在的标准,无论是人均耕地面积2.2亩,还是1.9亩、1.5亩,都不算太少的数目,但是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徽州的人地矛盾就非常突出。据乾隆年间徽州学者洪亮吉所说,当时“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既须四十亩矣”[79]。也就是说,人均4亩耕地才能解决当时人的温饱问题。按照这个标准,明清时期的徽州显然是一个严重缺粮的地区,顾炎武因此说,徽郡“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80]。徽州人许承尧也说：“余郡处万山中,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纳钞输牙,舟负费重,与所挟资准。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81]土地难以糊口,无疑激发了徽州人到非农领域谋生的强烈意愿和进取精神。《歙志·货殖》认为,俗谚将“经商(贾)”称为“生意”,即源于此,“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提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82]
像徽商一样,明清时期的晋商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也与“土脊天寒,生物鲜少”的自然环境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海拔高,地形崎岖,岭谷相间,因太行山的阻隔而无法得到来自海洋的温湿气候滋润,却饱受西北荒漠的风沙侵蚀。山西的农业耕地以旱地为主,水地面积很少。明清时期无耕地分类记载,据1935年的调查,全省耕地中旱地占97.18%,水地仅2.82%,而旱地中有48.51%是山坡地。[83]平原洼地土地碱化,高阶台地水源短缺,黄土丘陵则有水土流失之虞。清人康基田因此而说,山西“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天寒地脊,生物鲜少”,“岗陵丘埠,硗薄难耕”,实在是一个十分艰难的生活环境。[84]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明清时期山西粮食亩产量偏低。清人任启运说：“自直隶北境及山西,大抵土广而人稀,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85]因此,山西缺粮严重,清人朱轼说：“查山、陕二省地脊民稠,即丰年亦不足本省食用,全凭东南各省米艘,由江淮溯河而北,聚集豫省之河南、怀庆二府,由怀庆之清化镇太行山运入山西,由河南府之三门砥柱运入潼关,晋省民人,籍以糊口,由来已久。”[86]如威尼斯和徽州一样,山西的土地养活不了人,由此也激发了山西人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正如康基田所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数年不归,非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迁贸有无,取给他乡。”[87]张四维也说：“吾蒲(永济)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其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则十室九空。”[88]据调查,清末民初山西祁县的总户数中,60%以上的家庭有过经商史。按此推算,一个10万人的县,便有1.5万人外出经商。[89]民国《太谷志》亦云：“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后,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谋善生,跋涉数千里率不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90]山西太谷县原先地脊民贫,但穷则思变,在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作用下,太谷人纷纷外出谋生,太谷县逐渐地由贫入富。道光后,太谷为山西三帮票号之一,富甲一方,已“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91]。
不仅仅威尼斯商人、徽商和晋商的兴起,而且历史上多数商帮的兴起,也都与人多地少或土地贫瘠的自然环境具有某一种联系。历史上多数商帮的故乡都是地狭人稠或土地贫瘠,以至民众难以单纯依靠农耕为生,不得不另谋他路。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特殊的自然环境虽然是商帮兴起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却不是充要的条件。否则就不能解释,同样是地狭人稠之地,为什么有的地方形成了商帮,另外的地方却没有,有的地方的百姓萌生了到农业之外谋生的意愿和进取精神,而另外地方的百姓则仍安于现状。因此,在重视自然环境与人们自主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以及商帮兴起的关系的同时,一种综合的考察仍然是必要的。黑格尔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但同时又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92]。黑格尔不否认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作用,但他认为,造成性格、精神差异的直接原因是各种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自然条件只是间接的原因。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关于地理环境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在黑格尔之前和黑格尔之后,都有很多人谈到过,但不论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的研究者都常常陷于错误,即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者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至于黑格尔,就不仅在个别方面,并且在整个问题的整个提法上,都完全避免了这种严重的错误。”[93]马克思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94]同时,他又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95]国内学者唐力行认为,对徽商现象的研究,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地理与民生的关系,还应深入考察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即便就地理而言,除了要注意到徽州内在的多山,还要从宏观上把握徽州在江南所处的位置。还应注意到徽商的勃兴,正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互动的结果。[96]哈莉特·祖都佛对徽州地区的研究表明,与边境运输制度重组同时发生的,是明代政府税收政策的转变。1494年,当工部所要求征用的清漆和桐油不再用从地税收益中扣减的方法征收,而是分开作为地税以外的独立年征,这一转变使本地税收显著地增加到了3777两。1515年,工部再进一步向徽州征收2万株松树;接着于1523年又增加了砍伐树木的征税。当以前无关紧要的杂项附加税在嘉靖年间(1522—1566)剧增时,从农地赚钱的成本变得很重,以至于很多人宁愿放弃占有土地而选择从事贸易。[97]唐力行、哈莉特·祖都佛的上述观点,不仅对于研究徽商现象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其他商帮现象也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