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徽商晋商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后续效应
徽商和晋商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文化传统,而浙商文化传统的鲜明特色,则是“工”与“商”的结合,是费孝通所说的兼营手工业和商业、集手工艺人和商人角色于一身的“艺商”。浙商与晋商、徽商的这种不同特点,无疑也在相应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后续效应。
前面的分析,断定改革开放以前浙商、晋商、徽商都已经衰落,但假定浙商、晋商、徽商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于相应区域人们的文化记忆或“惯例”之中。然而,如前所述,在事实上,经过30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徽州和山西的民间商业文化传统,可以说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如上所述,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浙江“艺商”的民间商业传统却一脉贯注、绵延不绝,即使在严厉地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浙商的文化记忆或“惯例”也未完全中断。
接受马克斯·韦伯“弹性解释体系”的引导,对传统浙商、晋商和徽商与当代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分析,显然必须采取一种多方位的视角。布罗代尔认为,手工业、工业的发展确实需要有多种因素的敦促,贫困往往是前工业的先导。他列举了众多的事例以证明这一观点。奥当西欧·兰第在其《悖论篇》中声称,早在13世纪,丝城卢卡由于土地(指属于该城附近的乡村)不足专事发展工业,以至被称作蚂蚁共和国。“有人认为,正是科尔贝尔说服了倔强和不守纪律的法国人努力工作,其实,当时的经济萧条和税收的加重足以迫使法国投入工业活动。尽管工业往往收益不大,它毕竟是一个‘二等救世主’,是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萨瓦里·台布吕斯龙(1760)用格言的口吻声称：‘工业奇迹(请注意,他毫不犹豫地用了这个词)总是诞生于困境。’‘困境’这个词值得我们记住。在俄罗斯,自由农民的份地是坏地,他们为了活命有时不得不购买小麦,但手工业也往往首先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同样,从十五世纪起,康斯坦茨湖附近、丝瓦本汝拉地区或西里西亚的山民从事纺麻,也是为了弥补土地的贫瘠。苏格兰高地的英国农民由于收成微薄,不足以维持生计,便充当矿工,借以摆脱困境。英格兰北部和西部的农民把带着油脂的家织呢绒送往集市,相当一部分产品由伦敦商人收购,经加工后,再在呢绒商场出售。”[130]毋庸置疑,计划经济的边缘地位、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使浙江人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而更具有向非农业领域转化的愿望,更富有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冲动。这一点本书其他地方,已做过比较充分的阐述。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低投资率以及单纯的农业不足以维持的生计,使浙江人需要到农业之外寻找出路。此外,地处当代中国最富经济活力地区之一的长江三角洲,也为浙江人提供了特殊的地理上的机遇。这些都是浙江人所从事的传统工商活动、文化记忆或惯例,得以绵延不绝的刺激性的因素。
然而,导致浙商、晋商、徽商文化记忆或“惯例”延续或不延续的一个更重要秘密,还在于传统浙商、晋商和徽商各自的特殊性,即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性质和晋商的“纯粹商业”的性质。如前所述,传统浙商的鲜明特色,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小五金、补鞋以及挑担卖糖、卖小百货,而这些商业活动或多或少都是与一定的手工技艺联系在一起的。而晋商、徽商的传统则是“纯粹商业”的传统,不仅商人本身不是手艺人,而且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基本上局限于商品的流通领域。正如山西学者张正明所说：“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131]像晋商一样,徽商的资本也基本上停留在商业流通领域。这一点秦佩珩说得很明白：“徽商的活动,是一种商业劳动。这是一种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对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起中介作用的劳动。”[132]
应当说,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晋商和徽商的这种“停留在流通领域”的“纯粹商业”的文化传统,是相当成熟的。晋商和徽商各自都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组织管理制度。这套商业经营理念和组织管理制度,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相当先进的。然而,从中国现代史来看,与浙商的“工”与“商”相结合的文化传统相比,晋商和徽商的“纯粹商业”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环境中,却是一种更容易中断的传统或一种更容易丧失的文化记忆。毋庸置疑,在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年代,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有利于工商业活动的社会环境,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而一种商业文化传统要得以延续,必须有一种学习的环境。而商业知识属于一种实践型的知识,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即构成一件有技巧地完成的事情的基础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说不出来的知识,这意味着,完成者并不完全知道完成的事情的细节,而且发现很难或不可能清楚地充分说明这些细节。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认为,默示知识在人类知识总汇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能够做某件事,同时却不能解释它是怎样做的,不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还是一种平常的情况。纳尔逊和温特指出,语言对于传递信息来说,是不完善的工具,不完善的程度与人们达到目标的过程中经历的困难成正比。语言可以传达一个框架,但在语言资源枯竭之后,还有许多填充进去的事;填充进去的事中有许多涉及费力的、错了再试的搜寻。“总之,许多操作性的知识仍旧说不出来,因为不能足够快地清楚说明它,因为不可能清楚说明一件成功地完成的事所必需的一切,还因为语言不能同时既描述各种关系,又说明有关事物的特点。”[133]因此,要习得实践型的商业知识,研究前人的间接经验、阅读书本,固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然而,更重要的是,实践型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它属于难以“言传”的“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获得它的关键途径,是个人投身于商品经济的实践,也就是说,必须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
余英时说：“商人是在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就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134]掌握、提高商业知识水平,阅读书本固然是一条途径,但更重要的则是通过实践学习。既然晋商和徽商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停留于流通领域”的传统,那么学习这种传统(尤其是其中难以“言传”的“默示知识”),存续这种传统,无疑主要必须在实际的商品流通领域。也就是说,只有在经营票号的过程中,才能学会经营票号,只有在贩盐、贩茶、贩木的过程中,才能学会贩盐、贩茶、贩木。书本的知识如果不与商业实践结合,便很可能是一种无用的屠龙术。这是因为,徽商和晋商的经营内容复杂程度高。比如,盐业自实行总纲制后,支盐和运销都是以“纲”为单位进行的,“纲”有总商和散商。总商上交运司,下统散商,散商根据自愿附某总商名下,纬纲营运,食盐运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的盘诘、检查、抽税,还要办名目繁多的手续,甚至还要打通关节以减少刁难。贩木、贩茶等都涉及木材、茶叶等的采购、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而票号的经营则不仅涉及一套待客规矩与方法等,而且涉及一套诸如经理负责制、学徒制、股份制、联号制、账簿制、号规等组织管理制度,等等。正因如此,徽商和晋商的经营内容可以说关涉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晋商和徽商“纯粹商业”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前提条件的学习环境,也就必然是社会商品经济的大课堂。然而,如上所述,在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有利于工商活动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这意味着晋商和徽商的文化传统得以学习和存续的社会商品经济环境,也已不复存在了。记忆需要通过学习被不断地回忆,才不至于被遗忘,在无学习环境的情况下,徽商和晋商民间文化传统的中断,文化记忆的丧失,便似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
与晋商和徽商“纯粹商业”文化传统之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有利于工商活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浙江“艺商”的文化记忆或“惯例”仍存在得以学习和延续的环境。如果说徽商和晋商“纯粹商业”的文化传统得以学习和存续的环境,必须是社会商品经济的大课堂,那么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文化传统,则不仅可以在社会中学习,而且也可以在家庭中学习。P.布瓦松纳曾经描述过欧洲中世纪“工匠”的特征,他说,这些人有技术知识,并以他们技艺的产品为生,这种技艺在中世纪被称为“手艺”(art)工人或者工匠(artisan),有时单独工作,有时在他们的作坊内集合少数的助手,他是营业的首脑,他根据自己的才能而自由地选择职业。他们的职业技巧表现在许多方面。有时工匠在家庭中从事某些不需要高度专门化的工作,或者个人单独干,或者得到他的家属的帮助。“工匠为订货而工作,计件或者计日,在他自己的房间内,或者在别人家中,由别人供给原料,但使用他自己的工具,既不需要资本,也不需要中间人。”[135]“工匠”的技艺和经营的知识显然可以通过家庭得以学习和传递。“艺商”的特征与布瓦松纳所描述的欧洲中世纪“工匠”的特征具有相类似之处,也可以通过家庭得以学习和传递。从“商”的方面来看,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小五金、补鞋以及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具有个体的特征,在经营上要比票号、盐、典、木、茶等简单得多,既无经理,也无伙计,或者说一个经营者既是经理又是伙计,只需与顾客打交道,无需在如何管理伙计上,乃至于在如何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制度上用心思,因此具有易学的特征;从“工”的方面来看,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小五金、补鞋等,都是可以通过父传子、子传孙的言传身教而在家庭环境中得以学习和传递的。因此,即使有利于工商活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文化传统,仍然可以通过家庭而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