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浙江社会发展
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不仅影响了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且也给当代浙江的社会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许多地区的城镇化、城市化过程,就与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或者说,乃是从区域工商文化传统到当代浙江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的伴随物。
与乡村相比较,城市的重要特点就是集聚。城市不仅是人口密集的场所,而且也是产业、资金、技术和建筑物密集的场所。高密度的人口、建筑、财富和信息是城市的普遍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72]英国学者K.J.巴顿也是从集聚的角度来定义城市的：“所有的城市都存在着基本的特征,即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中。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城市经济学是把各种活动因素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称为城市。”[73]在巴顿的城市定义中,尤可注意的是：作为城市重要特点的集聚,是通过“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区域市场或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作为城市本质特征的“集聚”的中介和桥梁。麦肯齐强调商业发展对于“集聚”趋势的影响。在麦肯齐看来,商业对人口“集中”的趋势在早期城市中就已存在。城市的分布实际上是由商业模式决定的,村、镇、城市、都会首先是商品集散过程的空间形式。另外,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生活质量标准的提高,极大地扩大了商业活动量和商业活动类型,而交通和沟通工具的改良加速了大规模组织的增长,从而导致了许多商业功能在地域上的集中。[74]
哈威与巴顿和麦肯齐的观点可以说异曲而同工。哈威认为,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本身负载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逻辑。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这个概念是哈威城市理论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人造环境是一种包含许多不同元素的复合混杂商品,是一系列的物质结构,它包括道路、码头、沟渠、港口、工厂、货栈、仓库、下水道、住房、学校教育机构、文化娱乐机构、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公园、停车场等。哈威认为,“人造环境”只是一种极其简化的概念,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只是为了尽可能深入地探讨生产和使用的过程,城市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造环境要素混合构成的一种人文物质景观,是人为建构的“第二自然”。城市化和城市过程,就是各种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而城市这个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创建了城市的道路、住房、工厂、学校、商店等人文物质景观的。[75]
巴顿、麦肯齐和哈威等学者的观点,在当代浙江城市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如前所述,当代浙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区域工商文化传统自然演化的结果。这种结果对于浙江的城镇化、城市化具有难以低估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镇化、城市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以商兴(城)镇、以商兴(城)市。浙江各地城市化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随着区域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商品流通基地的各类市场必然会成为该区域的经济活动中心;商品经济或市场的发展又会极大地促进当地各类产业的发展,因此,在浙江,纯粹的商业城镇并不多,大多是在商业兴旺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工业,从而成为工贸结合型的城镇;市场的发展往往导致南来北往的客人和流通货物的增多,从而带动城镇旅馆业、餐饮业以及运输业、仓储业、金融业、旅游业、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刺激交通、邮电、通信等城镇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
浙江当代这种“以商兴镇”“以商兴市”的城市化现象,与欧洲城市化过程十分类似。正如P.布瓦松纳所说,中世纪“工商业活动恢复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都市生活的部分复兴。在从前的罗马土地上,许多城市在它们的废墟上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主要是工业和商业,才使得——特别是在西欧平原,或者在公路与河流的两旁——工业市邑、转运口岸、市场、停留地点(portus)得以产生,它们吸引了人口,因而造成了比较重要的一些市群。”[76]就中世纪早期而言,历经蛮族的大劫难,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大都被焚毁或废弃了,但也有一些城市顽强地留存下来。而且,在西欧的不同地区,城市衰退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地中海区域,城市生活虽然有所衰减,但并没有中断。在西班牙和高卢的大部分,整个英国,莱因兰等地,有些城市被遗弃了,但有些仍然有居民,但在大多数城镇中,源自罗马的政府体制已经荡然无存,在多数情况下,由教堂维持着城市的运转。这时的城镇不再是生产的中心,而是消费的中心,不再是财富的源泉,而是贫困的源地。城镇靠农村来支撑,土地所有者退回到他们的领地上去,加上自足经济的出现,威胁着城镇作为经济实体的目标。这时存在的城市,只具有城市的外形,或者说,只具有城市的外壳。但正是作为外壳而存在的城市,为商人阶层提供了最初发展和确立自己的基地。“实际情形也确实如此,中世纪的商人阶层并不是在一方新土地上建立新的城市来发展自己的,而是利用了原存的城市,用自己的商业意识和商业行动来改造城市,使其具有了商业的氛围。商人和城市的结合,导致了城市的复兴,而同时复兴的城市为商人阶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77]虽然商人和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最初结合纯粹带有收容和被收容的性质,双方的特征并未做出改变,商人选择了城市,城市接纳了他们,虽然商人入住的城市具有各种不同的起源和职能,“但与商人阶层结合后便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所有的城市,不管是什么样的起源和结构,都渐渐被一种商业氛围所浸染和笼罩,商人的到来改变了城市的人员构成,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本身,以至于这些复兴的城市均可被统称为商业城市,商人也渐渐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78]。
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在城镇的复兴,也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暮气沉沉的浙江城镇的复兴。湖州织里镇的变迁过程,可以视为当代浙江“以商兴镇”“以商兴市”现象的一个缩影。织里原先是个贫穷的小镇,仅有一条狭窄的小街。改革开放以来,织里历史上纺织绣花的区域工商文化传统得以因袭并发扬光大,演化为颇具规模的绣品市场,小城镇因此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织里镇新街宽阔,两旁高楼林立,还新建了自来水厂、变电所、煤气站等,成为新兴的商业集镇。最为典型的是义乌稠城镇的发展。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渊源于“鸡毛换糖”的工商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义乌小商品交易的迅猛发展,稠城镇逐次扩充摊位,扩建专业街,兴建新市场。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个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带动下,稠城镇的城市化进程迅猛推进。如果将义乌建成区的面积与小商品市场扩张的历史阶段作一对照,就可以发现,建成区面积的一次次拓展,总是由小商品市场的一次次扩张所引起的,小商品市场的扩张,成了义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稠城在20多年的时间中,已从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很快地发展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自1998年以来,义乌市建成区面积以每年4～5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城市化率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2002年年底,全市建成区面积达38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达43万之多,城市化率达55%以上,奠定了2005年成为建成区面积5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的框架。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类似织里和稠城镇这样的“以商兴镇”“以商兴市”的事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绍兴的中国轻纺城是全国最大的轻纺品专业批发市场之一,诸暨的大唐轻纺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轻纺原料集散市场,永康的中国科技五金城是全国五金集散中心,路桥的中国日用商品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日用品专业市场之一。这些专业市场的演化进程,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历史上的区域工商文化传统具有因袭的关系。同时,这些专业市场的兴起,又伴随着当地资金、技术、信息、人口等城市化要素的集聚,加速了当地城镇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