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商”的文化小传统
历史上,浙江不仅是一个手工业相对发达的“百工之乡”,而且也是全国民间商业相对发达、民间工商文化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之一。
历朝地方志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地方志,记载了浙江大量的定期市集。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施坚雅对集市现象的经济功能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按照他的看法,集中在各级城市里,每天开市的市场可以被称为“中心市场”,是市集系统的最高层;广泛分布于各个村落的零散交易市场是最基础的“初级市场”;而处于中心市场和初级市场之间的为“中介市场”,也即定期市集。施坚雅认为,要支撑一个每天开市的中心市场必须有足够的需求,即“门槛需求”。当不足门槛需求时,只能形成间歇开市的“定期市集”。在这个范围内,需求量较大,开市日就较多、较密,反之,则较少、较稀。当然,据此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当需求量越过了“门槛”时,中介市场也就会发展成每日开市的中心市场。浙江集市的自然演化历程,无疑印证了施坚雅的观点。
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浙江集市,是秦汉时期会稽的“越大市”,位于今绍兴都亭桥南。但除此以外,也不可能无市,只是未见记载。可以推测的是,浙江现实中最早的市场,可能也肇始于村落零散交易的“初级市场”,比如,山民将山货与平原地区农民的粮食和布帛在路边、溪边交换,并相约10天内聚集几次,而后,这类“初级市场”逐渐演化为农历每旬(十日)中有规律地定期若干日的集市,即“定期市集”或“中介市场”。“定期市集”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三六九市就会有二五八市,也就是说相邻的中介市场的市日是互相错开的。这是因为每一个中介市场都有自己的覆盖区。其范围,通常为赶集的人步行或承人畜驱动的车船早出晚归为最大半径。当市日关闭时,定期集市上的流动供应商(许多是货郎担)就有机会到相邻的其他中介市场上去做生意。所以,这种相邻市场互相错开的市日,是使供需双方都能满意的安排。[48]集市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集市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起到了提供信息的作用。正如诺斯所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集市取代了那种偶尔一用、费用高昂、靠每次交易与唯一的交易伙伴讨价还价以弄清行情的做法。由于交易量的增大,集市“降低个人搜寻市场信息的成本”,并通过发展有效的信息手段在资本市场中起到了先驱的作用。集市像“其他制度创新一样,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49]。随着信息在日益众多的人中间传播,平均每个商人的交易成本也下降了。
会稽的越大市虽然至宋代已废,但嘉泰《会稽志》仍以“古废市”之名入载：“古废市,在都亭桥南礼逊坊,旧经云蓟子训货药于此。”东汉时期,会稽的越布、越瓷、铜镜等产品,闻名中外。在朝廷实行减赋和提倡“食货并重”的政策背景下,会稽境内商贸活动日见频繁,“贩缯(丝绸)为业”“抱布贸丝”者遍及城乡。东晋、南朝时,绍兴市面繁荣,时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誉。山阴道上民物殷阜,征货贸粒,商旅往来,成为江东绢米交易中心。同一时期,温州永嘉郡内出现了定期集市。隋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杭州形成了“珍异所聚,商贾辐辏”的集市贸易。中唐以后,杭州不仅已是“百货所殖”之地,更是“万商所聚”之所,永泰元年李华撰《杭州刺史厅壁记》说,杭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50]至唐末,杭州“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51],呈现出“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鱼盐聚为市,烟火起为村”,“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的繁荣景象。五代时期,吴越国多次扩建城垣,杭州逐步形成南宫北城格局,前朝后市、临街盖店,扩大市场,境内商贸集市十分兴盛。北宋时期,浙江集市贸易的发达及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用商税作为一个衡量尺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以前,杭州商税额包括杭州城及龙山、浙江、北郭、范浦、余杭、柏坎、临安、於潜、昌化、富阳、新城、南新十三场共120303贯。同一时期,越州商税额包括越州城及上虞、新昌、渔浦、诸暨、余姚、西兴、萧山、剡县九场共27577贯。熙宁十年,杭州的商税额包括杭州城以及富阳、新城、临安、於潜、昌化、盐官6县,浙江场、龙山场、范浦镇、江涨桥镇、外县场镇、南新场、柏坎场、曹桥场,共173813贯523文。同一年,越州的商税额包括越州城以及萧山、剡、诸暨、上虞、余姚、新昌6县,西兴镇、渔浦镇、曹娥镇、三界场,共64002贯77文。[52]
布罗代尔认为,有一个并不连续的接触面,位于“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和“互通有无”的经济生活之间,它由集市、摊户、店铺等成千上万个细小的点作为物质体现;“接触面”的两边,便是“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和“互通有无”的经济生活,“交换”是跨越“物质生活”到“经济生活”的途径。[53]自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以来,浙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当然未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但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又是确凿无疑的。淳熙年间(1174—1189),叶适指出：“夫吴越之地……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而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就。”[54]
斯波义信说：“无需引用马可·波罗的证词,南宋首都临安府(治今杭州)是9—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55]南宋定都临安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信常时”。临安人口增长很快,据《梦粱录》卷十八《户口》载,100多年中,临安府人口翻了一番。城区人口的急速增加,扩大了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从而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北方大批工商业者南下,带来了开封等地比较雄厚的商业资本与比较灵活的经营手段,对临安商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据斯波义信的研究,南宋时期杭州的市场圈可分为三个层次：以杭州为中心的最大腹地构成的远距离商业运输圈,杭州是全国屈指可数的药材和香料集散市场,来自东南沿海和南海的舶来品自不待言,而且吸引了蜀地;以杭州为中心的小范围腹地构成的商圈,是为满足杭州150万人口日常生活需要的直供商品和储备物资而形成的中距离商业运输圈;由杭州及其直属郊区组成的通商圈,在这个小商圈区域内,“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这种专业分工特色十分鲜明。据吴自牧《梦粱录》载：“杭州行都一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群比。”“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境内“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席铺,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梦粱录》还记述,临安“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案”十余类店铺。临安当时“经济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宅)舍。如城南的吴山一带,即外地“江商海贾”的寄寓地。商人中还形成了一批善于钻营、牟取厚利的大商人。商业的繁荣,使府城内外形成了许多“行业街市”,就是同行业的店铺,货摊相对集中于一条街巷,简称“行”“团”或“市”。据《咸淳临安志》《梦粱录》等所载,当时主要有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鱼行、南猪行、北猪行、布行、蟹行、青果团、柑子团、鲞团、书房等。万物所聚,应有尽有,诸行百市,鳞次栉比,买卖者络绎不绝。城区有早市、夜市,城郊形成了浙江市(今南星桥一带)、北郭市、江涨东市、湖州市(即湖墅)、江涨西市、半道红市、西溪市(留下镇)、赤山市等市镇。元初,杭州为外国商人麇集之所,贸易之盛,殆过于宋。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时,杭州城市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挈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种种食物甚丰。后因天灾人祸不断,市场日趋衰落。明清时期,杭州的商贸业逐渐恢复和发展。据明万历《杭州府志》载,境内有寿安坊市、众安桥市、惠济桥市、东花园市、布市、春熙桥市、庆春桥菜市(菜市桥)。这些市场聚贸蔬果鱼肉、糖果米面,南北冬夏布匹、牲口、衣服、器皿等物。清代时,杭州城内有道江市、清河坊街、司前市、塔儿头市、闹市、羊市街市、东花园市、寿安坊市、众安桥市、惠济桥市、东街市等。
不仅仅在杭州,在浙江的其他地区,历史上尤其是南宋以来也都形成了较为深厚的民间商业传统。在此,仅举几个地区为例以管中窥豹。
据斯波义信的研究,南宋时,明州(宁波)的市场组织“是以这样的社会分工的发展为背景,对平衡需求、供给起调节作用而出现的”[56]。具体表现为,对农村、山林、渔区物资的剩余和不足进行补充性交换的组织;针对城市特别是中心市场明州的供给而建立的货物集配组织;为了扩大市场和提高地域消费,而对本地特产和由海运输入的进口商品进行交换的组织。这些组织最终支撑着作为中心市场的明州城市的繁荣。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宁波府已有22个集市。明代宁波府著名集市有大市、中市、后市、甬东市、西郭市、西郭八市、东津四九市等。四城门外的集市一旬举行一次交易,西门外集市逢八举行,南门外集市逢七,东渡门外集市逢九,灵桥门外集市逢四举行。至清乾隆年间,宁波府集市已增加到了113市,并由从前的十日一市发展为五日一市、三日一市。延至清朝末年,宁波集市形式更趋多样化,如余姚县大集市有日日市、单日市、双日市或每旬3市、4市等形式;小集市又称露天集、半天集,一般是凌晨上市、近午散市。每逢风调雨顺,丰收季节,集市内店铺摊贩林立,远近万商云集,南北百货竞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交易兴旺,市声不绝于耳。
清末宁波集市贸易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开市日的选择。施坚雅在对中国整体市场进行分析时说,各相邻市场间的每一开市日在选择时倒并不特别注意尽量避免重复,而是着眼于下位市场交易日尽量避免与上位市场的交易日发生冲突。据斯波义信的研究,光绪三年(1877),宁波市西部平原可以作为施坚雅上述观点的一个注解。那时,该地区的商品集散地有三个中心市场,其中一个是位于中塘河畔的卖面桥市,它与宁波西门有一条直路相通。另一个是位于南塘河的石碶市,它处于与宁波南门相对的靠右的位置。再一个是位于中塘和南塘中间的黄姑岭市,它起着联接上面两个集市的作用。在宁波和西部平原中间的其他所有集市,都是原基市场或中间市场,它们在商业上都从属于上述三个中心市场中的一个或几个。斯波义信提醒大家注意,这三个中心市场所属的各个下级市场的开市日都与中心市场的开市日一一对应岔开。三个中心市场每旬开集时间为三天,而西部平原上每旬开集三天的下级集市就一个也没有。斯波义信认为：“中心市场一旬中开市日的选择和调整,主要是商人们根据有秩序的商品交易的要求而决定的。收购商、客商到中心市场批发商那里订购商品的店主对开市日的选择都有影响,牙人、称量人员、出租业主也有同样的作用。上述中心市场组织实际上有相互重合之处,这就是大部分中间市场都归属于一个以上的中心市场,大部分原基市场的商品也来自于两个或三个中心市场。反之,运送商品的形式也与上面一样,就连与宁波只有间接联系的中心市场,在进行商品交易时也有其选择性。”[57]由于各市场组织在时间周期上和空间上都呈犬牙交错状而相互依存、紧密相连,所以相互之间的竞争性很强,这也促进了宁波商业圈中的统一价格的调整。
南宋时期,绍兴府城由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36坊,增加到南宋嘉泰年间的96坊。除首都临安,绍兴府与金陵齐名,成为全国三大都市之一,并在96坊中设有照水坊市、清道桥市、大云桥东市、古废市(即越大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等七个集市,形成城市内部的商业网络。淳熙八年(1181),朱熹任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将绍兴府乡户分为两种：一种是“产户”;另一种是“白烟耕田,开店买卖”的佃户。[58]可见当时绍兴府农村下层的四五等户已相当普遍地利用市镇市场从事小商小贩经营。明清时期,绍兴市场发育得更加完善,不仅市场数量增加,而且出现了一批颇具特色的专业市场。据乾隆《绍兴府志》载,当时府城集市有照水坊市、酒务坊市、大云桥东市、越大市、清道桥市、龙兴寺前市、大云桥西市、驿地市、江桥市等,以经营农副产品等产品为主。此外,由于府城酿酒、锡箔业发达和粮食消费量大的特点,逐步形成酒行、锡箔、茶市和米行街等专业市场。民国时期,作为消费城市的绍兴,城南靠近会稽山区,地势较高,以山货交易市场为多;城北地势较低,与平原水网相通,以水产品交易为主;城周围的偏门、西郭门、昌安门、五云门是城乡交通要道,多有集市分布;城内则按传统格局,东有长桥市,西有北海桥市,北有大江桥市,大多以销售农副产品为主。地处市中心的大善寺,因年久失修,寺舍荒废,隙地增多,许多商贩及江湖艺人,渐集于此,开设饭店、小吃店、百杂店、理发店、针线铺、烟行、茶室、书场、小戏院以及游艺杂耍等,商贾云集。绍兴酒、锡箔等地方产品,也有各自的营销方式。绍兴酒以酿坊主和零售商分散经营为主,民国二十五年(1936),绍兴城区有零售和批零兼营酒店367家,年销量占绍兴酒总量的十分之二三。城内锡箔铺、锡箔坊所产锡箔,历来靠锡庄收购运销外埠,箔铺、箔坊与箔庄之间的买卖,多以茶店为洽谈交易场所,俗称锡箔茶市。[59]
在南宋初期,温州的商业繁盛、商人众多,就已闻名全国了。南宋绍兴年间程俱所作《席益差知温州制》说到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当时温州从商者“晨钟未歇,人与鸟雀偕起”[60]。因为州治商业的繁荣,北宋熙宁十年,永嘉县税场的商税就已高达2.5万多贯,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南宋永嘉县税场的商税收入当然比北宋更多,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正式材料,但叶适《登北务后江亭赠郭希吕》云：“何必随逐栏头奴,日招税钱三百万。”每日税钱300万,虽可能有所夸大,但可看出南宋永嘉县商税收入之多。不仅温州一些县的商税多,而且温州一些镇的商税也很可观。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载,瑞安镇每年商税是六千二百八十七贯,永安镇四千七百零三贯,柳市镇二千零四十九贯七百九十四文,前仓镇一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文。南宋以来温州商业的内部分工日趋细密,到明末瑞安已有当行、缎行、布行、衣行、果子行、鱼牙行、酒行、纸行、米行、碗行、屠行、饼行、杉木行、时果行、鸡鹅行、打铜行等。[61]入清以来,温州“鱼盐充亶,商贾辐辏”,商业日趋繁荣,市内形成了以中药业、酱园业、南货业和绸缎业为四大台柱的商业网络。当时,温州已成为“商贾交会”之地,“温州好,贾客四方民,吴会洋船经宿到,福清土物逐时新,直北是天津”。[62]温州地区吸引了不少外地商人来经商,常有“漳泉大贾飞墙集,粤海奇珍巨槛来”[63]。宁波帮、福建帮都是当时温州地区商业领域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商帮。温州地区的集市贸易作为温州人“易粟与一切居处日用之资”的据点由来已久。明清时期,乐清县有“新市三八日市,湖边一六日市,芙蓉二七日市,白溪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市,大荆三六九日市”[64]等。明清之际,平阳县被称为“市”和镇的有13处,在现县境的有6处。民国初期,平阳城乡集镇如县城、鳌江、水头等地就有水产、柴禾、仔猪、耕牛、竹木、茶叶、水果等专业性市场。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根据规模大小,将平阳的集镇、街市分为“市”和“小市”两种。其中称为“市”的有17处,因地处通衢或人烟稠密村落,设有旅栈店摊而称“小市”的有27处。
台州的商业亦有悠久的历史。临海自隋开皇十一年(591)起,历朝为台州郡治、州治、路治、府治所在地,商业素称发达。明代就有“府城日日市”之称。以白塔桥、十字街为城内闹市区。依托灵江水运,竹、木、柴、炭、水果及其他农产品多在江下街集散。宋时的温岭有泉溪(今城关)、郑庄(今泽国)、峤岭(今温峤)、侍郎(今大溪)等镇。至明嘉靖十九年,县内已有19个集镇聚货交易。清嘉庆十五年,县内主要集镇就有30余个,并形成交叉集市日制度。据1935年的《温岭县政概况》载,民国前期“本县各重要市镇商业之繁盛,以泽国为最,县城及新河、松门、温岭街次之。箬横、大溪、潘郎、岙环、大闾、桥下、长屿、塘下等处又次之,其他较少之乡村市镇亦均有市日。商贾经营以棉布绸缎、京广洋货、酱油烟杂、南北货、国药、土杂产品、干鲜水产、猪肉禽蛋、粮食油料及茶馆茶食、客栈等为主”。温岭泽国的集市贸易始于五代,形成于宋。元明清时渐具规模,交易品种为日常生活用品。清光绪六年至宣统二年,玉环县有黄旗、西青、后湾等13处街市,民国时期形成的有下岸宫、老傲前等9处街市。这些街市除少数不复存在外,其余均相沿至今。在宋代,今章安镇为临海县三大集镇之一,设有官酤酒库及税场征管货税,是为椒江境内最早的饮料酒及调味品专业市场。清乾隆和嘉庆年间,界牌、水陡、下陈、横塘、沙殿、三甲、横河陈、黄礁、蹈感塘等地市集已具规模。至清末,椒江两岸已形成逐日参差有市的集市网络。明代,黄岩县城有大井头市、天长市,乡村有县桥(院桥)、路桥等十市。清代有大井头、石塘岗等39市,民国时有64个市场,各市场沿街门前设摊,人称“买鱼买肉大井头,买鸡买鸭草巷口,买米买柴桥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