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信任、关系网络与浙江企业组织

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提出了“惯例”(Routine)概念,企业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因而,诸如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每个企业的惯例,不仅可以被看成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而且也可以被看成企业成长于其中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在浙江企业惯例的形成过程中,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家族文化传统等显然都产生了作用。杨国枢曾提出泛家族化历程的概念,认为家族中的伦理或角色关系,会类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组织。根据此种理论,透过泛家族化的历程,企业组织中的人际关系表现出类似家庭中的角色关系,并不令人意外。郑伯埙则认为,在台湾的许多私营企业会以家庭(family)作为企业的隐喻(metaphor),而展现出类似家庭内的人际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的,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系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特殊信任模式,无疑也给浙江企业组织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大量事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企业组织,不是外在于社会关系的,而是嵌入于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不管是类化效果还是隐喻作用,在当代浙江区域企业组织中都有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