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工”的文化小传统
在浙江民间工商文化小传统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民间“手工业”的文化小传统。历史上,浙江就是一个手工业相当发达的“百工之乡”,不仅纺织业、制陶业、造纸业、酿酒业等固定的手工业作坊相当兴盛,而且木工、漆工、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打金等流动百工手艺人也层出不穷。这些百工手艺人多数挑行担,出县出省,俗称“出门”。这种手艺工匠在浙江手工业者中所占比例最大,他们特别能吃苦,上山到尖,下乡到边,上门制作、加工和修理。直至1949年之后,仍有大量的工匠挑着行担外出谋生。在浙江历史上的手工业中,著名的有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麦芽糖艺人、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等,这些世代相传的手工业专业技能,构成了浙江特殊的专业性人力资源优势,使浙江人能够在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改革开放之初便迅速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的创业浪潮,而且使许多地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本土产业,为浙江的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杭州的手工业发育较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杭州人的祖先就已聚居生息于今北郊良渚一带,从事着原始的农耕、畜牧和渔猎,陶器、玉器、竹木器制作和丝麻纺织等手工艺,并达到了较高水平。西晋时,余杭县拳山一带即出藤纸。到唐代造纸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由拳村所出藤纸质量最优。从《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以及《太平寰宇记》等唐宋文献所载土贡资料来看,杭州自开元间至北宋一直是藤纸的贡地,是全国重要的纸业生产地。杭州临安县还出产一种价廉物美的纸。据《南部新书》载：“临安出纸,纸径短、色黄、状若牙版,字误可以舌添之不污。近亦绝有,盖取多工鲜而价卑也。”[34]自唐至北宋,除了造纸业以外,杭州的制陶业、纺织业、酿酒业等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比如,唐时,在今城东菜市桥下忠清巷一带,已形成了杭州最早的发展丝绸业的街坊。吴越国定都杭州时,其官府织院有织锦工300余人。[35]杭州的陶瓷业,以量大价廉而取胜。据《太平寰宇记》载,在余杭县“余石乡亭市村人悉作大瓮,今人谓之浙瓮”[36]。南宋定都临安后,一方面,移居来了具有各种手工业技艺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居民的急剧增加,扩大了对手工业品的需求量,开拓了手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从而为杭州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直接为皇室、官府服务的规模庞大的官方手工业作坊从汴京迁入临安,大大改变了官、私手工业的结构与比重,这对临安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归属来看,南宋临安官府手工业作坊可分为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三大类。其中,少府监专管皇帝日常用品的生产,将作监掌管皇室、官府土木建筑,军器监掌管军工生产。官府手工业具有规模大、分工细、技术精的特点。每一“院、司、场、库”都相当于一个大型手工业作坊,工匠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官府作坊的产品比较精细、美观。一般来说,在制作之先,“授以法式(图样)”,然后按照程序加工,产品制成后,刻上匠工姓名、制造年月,器物色号,送“作头”检验质量,合格者才送仓库。[37]在官府手工业作坊迅速增加的同时,南宋时期临安的私营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其中尤以丝绸、印刷、瓷器、造船、制扇以及军器制造的发展最为显著,在全国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温州的民间手工业传统,可以说源远流长。费孝通在比较了苏南和温州工商文化传统后,指出：“苏南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却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这些漂泊异乡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在这两种不同的老根基上,苏南长出来的是社队工业和后来兴起的乡镇工业,浙南冒出来的是家庭工业和加工专业市场。苏南是从农副业出工业,以工补农;浙南是从商贩业出工业,以工扩商。”[38]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温州城郊的桑园,一年可养8次蚕,称为“八辈蚕”。“东瓯窑”生产的缥瓷驰名全国。至隋唐时,温州织布很盛。在今苍南县一带,家家户户的妇女都参与织布,“夜浣纱而旦成布”,因而织出的布被称为“鸡鸣布”。那时温州沿海一带的盐田也已经开发,晒盐业成为一种重要的副业。瑞安还开始了炼铜生产。宋朝时期,尤其是宋王朝南迁以来,温州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陶瓷、造船、造纸、雕刻、漆器、刺绣、纸伞、皮革以及织绫、织绢、织绸等闻名全国。温州产漆不多,但漆器工艺历史悠久,制作精美。早在北宋时期,首都开封就有专门贩卖温州漆器的铺子。南宋时期的首都临安,卖温州漆器的铺子更多。有“彭家温州漆器铺,黄草铺温州漆器铺,平津桥沿河温州漆器铺”[39]等。温州是宋代全国九个进贡纸张的地区之一。温州蠲纸在宋代是名产。宋人钱康公(景臻)说：“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40]“由拳”即上述余杭县由拳村出产的著名藤纸,亦不能与蠲纸相提并论。北宋政和年间,年贡500张。南宋时,首都临安有专门贩卖蠲纸的行业。南宋周晖说：“在唐凡造此纸户,与免本身力役,故以蠲名。今出于永嘉,士大夫喜其有发越翰墨之功,争捐善价取之,一幅纸能为古今好尚,殆与江南澄心堂纸等。”[41]澄心堂纸为徽州名产,是南唐李氏所特制的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温州蠲纸能与其相媲美,可见质量之佳。宋时温州的克丝、瓯绸等亦是当时的名产。“温州克丝之名偏东南,言衣者必资焉。”[42]温州所产的瓯绸,则与杭纺、湖绉、璐绸、东茧、广葛等齐名。明代时,温州府设立了织染局,派官监造宫廷所用的丝织品。明末温州民间出现了工艺精巧的“十字花布”,并有民间生产的瓯绸、刺绣、皮革、酿酒等商品出口。清代温州手工业,以瓯绸、皮革、纸伞为三大代表产品。前期,瓯绸继续享有盛名,为温州主要的特产。清中叶以后,皮革、纸伞业渐成气候。晚清时期,随着温州被辟为“五口通商”之商埠,温州手工业又有很大发展。瓯绣作为东方艺术进入了欧美和南洋市场。温州剪刀驰誉全国,并外销东南亚地区,烟花和爆竹生产也十分兴盛。这一时期的温州农村也出现了一些手工业的专业村,如苍南县的碗窑村就是颇具规模的陶瓷专业村。民国时期,纺织、化工、食品、轻工等现代工厂开始在温州陆续出现,但规模不大。这一时期,温州的皮革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市区出现了制革街、皮鞋街、皮箱皮件街。制革作坊星罗棋布,商店联片成市,并且基本上是前店后厂的布局。在农村出现了一批草席乡、草席村。
据考证,在新石器时代,台州境内已有制陶业。隋唐以来,台州制陶、酿造、雕刻、制盐、造纸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生产历史十分悠久,并形成若干个“一地一品”的手工业专业村。从五代开始,到北宋时,青瓷生产已经遍及台州各县。至今已在温岭等地发现了70多处五代至宋代的陶瓷窑址。北宋初年,天台等县已用青竹、桑皮、山麻皮与笋壳等制作玉版纸、花笺纸、南屏纸、小白纸与皮纸等。米芾将黄岩藤纸捶熟揭用,有“滑净软熟”之称。据南宋《嘉定赤城志》载：“今出临海者曰黄檀,曰东陈,出天台者曰大澹,出黄岩者以竹穰为之即所为玉版也。”可见,当时台州各县都生产纸张,而且品种多,质量上乘。南宋时,台州的纺织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纺织品的品种多,绫有花绫、杜绫、锦绫,纱有绉纱、纺纱,绸有锦绸等。“台绢”是当地的名产,与玉版纸、台蕈、姜干并列为朝廷贡品。此外,南宋时,台州的酿酒业、石雕业、矿冶业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明代时,台州造纸业、矿冶业、水产品加工业等手工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开始出现雇用工人的作坊。民国时期,台州水澄、株松和楼下村是粗纸手工业生产专业村,从事生产的农户占全村农户的90%以上;蒋洋村有60%以上的农户专业生产篾器,主要产品有竹箩、方箩、畚箕等,销往上海、宁波等地;桥伍村则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制作棒香(后发展为卫生香)。
绍兴境内手工业分布面广,行业复杂,俗有“百作”之称。春秋战国时,越国的种植业、养殖业已有相当规模,纺织、冶炼、酿酒等手工业亦兴起。至三国时期,山阴又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铜镜、越布交易中心。唐代,越州的青瓷器、丝绸市场闻名海外。就纺织业来说,杭、越两州的麻纺织业发展水平基本相埒,据撰于天宝年间的《唐六典》记载,当时朝廷将全国各地的纻布按照精粗分为九等,其中越州和杭州并列为第四等。陶瓷业,越州的越瓷以技术取胜,蜚声中外。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驻跸绍兴,北方居民大量迁入,此为绍兴有史以来第二次人口激增,刺激了绍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清时期绍兴各地手工业门类进一步增多。比如,清乾隆十三年(1748),慈溪人柴长浩来嵊开设采成染店,此后外地来嵊经商者和从事手工业者日众。慈溪人多经营中药业,绍兴府城人经营棉布、百货、南北货和酿酒业居多,制酱业多系上虞、余姚人,诸暨人制镬,天台人理发,义乌人卖糖,而嵊县人多从事铜、锡、铁、竹、木等手工业。清宣统三年(1911),山阴、会稽两县有酿作坊325家,多数坊主自己开设酒店,前店后坊,既生产,又销售。绍兴手工业的繁荣,一直延续至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据1949年统计,绍兴市手工业中,工场手工业占36.76%,个体手工业占56.81%。农村手工业有专业和兼业之分,专业工匠以设铺或流动方式生产经营;兼业工匠农忙种地,农闲外出串乡走村做工。手工业生产工具简单,技术含量不高,主要靠手工劳动,并且具有行业多、经营分散、产销结合等特点。据1952年调查登记,绍兴全地区共有手工业25074户,从业人员59681名,年产值(当年价)3364万元。其行业分布,主要有木匠、竹匠、铁匠、泥水匠、石匠、缝纫工等,绍兴市多达85个行业,上虞80个行业,新昌45个行业。绍兴县1952年8988户手工业中,从事金属加工业661户,建筑业588户,木材加工业2762户,纺织业1188户,缝纫业944户,皮革业22户,食品加工业1632户,文教艺术用品加工业1178户。按其生产加工内容分,城镇手工业以提供居民日用生活资料、消费品和修旧利废为主,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较少;农村手工业以提供农业生产资料服务为主,兼及农民日常生活资料。如绍兴市2572家手工业户中,为工业生产资料服务72户,占总户数的2.8%;为农业生产资料服务24户,占0.93%;为居民日常生活资料服务1023户,占39.77%;从事日用消费品修理1453户,占56.5%。按手工业经营规模和方式分,城镇以工场、作坊、店铺为多,由业主、师傅带徒弟或雇用帮工组织生产经营,其经营规模,大的雇工数十乃至数百人,小的单家独户生产经营。
金华昔称“百工之乡”。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已有陶器生产。唐、宋渐趋发达的陶瓷、丝织、印刷、棉纺、铁器、造纸、五金、铸造等业,至明、清发展成为多种手工业工场。金、石、泥、木、竹、棕、织、酿,百工争巧;瓷、陶、纸、油、布、绸、糖、酒,万商云集。北宋南宋之交的范浚(1102—1150)曾在家乡兰溪县的香溪见到一位铁工,这位铁工开始只铸造农具如犁、铫、镈、锄之类,但因为农业萧条,“穷一日力仅得一器,辄一月、十五日不售”,以至穷困潦倒。后来天下战火蜂起,人们纷纷求其打造刀、剑、镞、镝等兵器,一年之后,这位铁工就已“生生之资大裕”。[43]又朱熹告发唐仲友“在婺州唤到刻字碑、塑佛像工匠十余人”,动用公使库钱供养他们。可见婺州(金华)当时各色工匠除了能生产一般的日用商品外,还制造兵器以及刊刻字碑、泥塑佛像这样的工艺美术制品。[44]金华小五金以永康最为著名,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在永康石城山铸鼎开始,到春秋铸剑,汉造弩机,勤劳的永康人踏上了一条艰辛而又辉煌的五金之路。“熊熊炉火映汗水,走街串巷闯四方”。据《光绪永康县志》卷一《风俗》载：“土、石、金、银、铜、铁、锡皆有匠,然朴拙不能为精巧。”永康县民国十八年(1929)统计小五金工匠4827人,二十五年5931人,三十七年9295人,1949年9606人,主要从事打铁、翻锉、打铜、打锡、打银、打秤、铸铁、铸铜、铸锡等行业。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永康县内开办的五金作坊中,铁业有1059家,铜业850家,锡业822家,银业31家。永康的五金工匠还大量在外地流动,“多鬻技于他乡”,或设作坊经营。[45]明清时期金华的木器工匠,主要从事家具、农具和建筑中的木器制作。木器制作中经常用木雕装饰家具和建筑物,如建造祠祀和办婚事的嫁妆都非常讲究装饰,这种风气以东阳为最,而木雕也以东阳最为著名。清代中叶,东阳木雕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至清代末期,大批东阳木雕匠流向城市,专门从事工艺品的加工,艺术风格也从古雅纯朴的“古老体”变为雅致秀丽的“新式体”。[46]历史上,金华地区的席编、草编、蒲鞋、皮革、棕、藤等手工制品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如藤和席草制品,据《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三《物产》载：“利省藤,竹器多用之,亦可作大索。又一种女藤,名熟藤,起造房屋用。”“席草,其体三棱,脆而易败,善织者价值苏席之半。”民国初年东阳又从黄岩引种龙须草,促进草席编业发展,年产草席8万张,同时还用草席作草帽等。金华浦江的草席以经久耐用而著名,浦阳镇的学前楼村,几乎家家编织草席。[47]草编还包括草鞋,如《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二《物产》：“乌芒糯,秸柔韧可织履。”金华地区一些县的蒲鞋生产规模也很可观。如《光绪兰溪县志》卷二《物产》：“农家妇女各为生计,纺织之外,兼制蒲鞋,苏杭贩卖,动以亿万计。”东阳不少地方也生产蒲鞋。此外,金华地区的棕匠也不少,如兰溪、龙游的棕匠多义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