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化、特殊信任与差序格局
按照马斯洛的看法,人类具有生理、安全、归属及爱、尊重、自我实现等五种基本需求。许烺光认为,人类的这些需求首先在初始集团(primary)即家庭中得到满足,当初始集团无法全部满足时,便在二次集团(secondary group)中得到满足。满足人的需求的方式不同,就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所谓二次集团,又称“社团”,包括处于亲属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缔结起来的所有集团,如军队、政党、学校、工厂、公司以及各种业余爱好者团体。任何社会都有许多二次集团,但其中必有一个是占主要地位的。根据许烺光的解释,在传统社会,中国人最主要的二次集团是家族。缔结家族集团遵循“亲属原则”(kinship principle)。在这一原则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远近倾向于以父系血缘的远近来测量。“个人受制于寻求相互依赖。就是说,它之依赖于别人正如别人依赖于他,并且他完全明白报答自己恩人的义务,无论这一还报在时间上要耽延多久。”[4]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和家族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机构,浙江区域当然也不例外。卢作孚说：“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5]李亦园指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6]。汪丁丁也认为：“从那个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7]费孝通主张要重视家庭的作用,“这个细胞有很强的生命力”[8]。这种家庭宗族制度下的文化,首先表现为对血缘关系的高度注重。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为序列,以父子为经、以兄弟为纬的立体关系网,几乎所有相识的人都可以纳入这架网中,但不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不同的,这架立体网上不同的网结间有着远近亲疏的差别。它实际上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9]。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基本特征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认为,在这个富有伸缩性的差序格局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
“差序格局”决定了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待同一个人,或同一场合对待不同人的关系、态度和信任程度。因此,“差序格局”是以特殊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即根据行为者与对象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及其行为的价值高低,这显然与对象及其行为的价值认定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之普遍主义价值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按照费孝通所说,《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秩序。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在特殊主义取向的“差序格局”中,“己”是中心,家庭只是社会圈子中最小的一轮。离开“家庭圈”“亲属圈”或“亲缘网络”之后,重要的社会圈子是“邻居圈”或“私人交往圈”。也就是说,中国人虽然重视先赋的血缘家庭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先赋的血缘家庭关系,而是能够人为地运作和建构的,“即便是先赋的血缘家族关系,也可以通过各种‘关系运作’的手法和方式,扩展到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人群中去,因此,在这种可以伸缩收放的关系基础上所建立起的信任,不仅会指向自己的家庭、亲属和家族成员,也会指向与自己有着密切交往关系的其他社会成员”[10]。
在这些或亲缘或亲缘式“圈子”基础上形成的特殊主义的交换和组织中,产生了“人情信用卡”。在既定(亲缘和亲缘式的)群体内产生的这种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减少了群体成员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自觉地为家族工作的伦理信念大大降低了内部管理的交易费用。如彼得·布劳所说,“一个明显不太和睦的家庭,一旦与‘外人’发生冲突,特别是处于危险之中时,就会有一种兄弟阋于墙而外御于侮的心理状态”[11],并一致行动。然而,特殊主义的差序格局总是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人们在与“圈外人”交换时,不信任感较强,达成某种交换需要更多的讨价还价,所以交易成本较高。所以,差序格局下的我他边界是在包括“个人自己”的“自我”与被视为“外人”的他人之间。差序格局下的自我边界不是用来区分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的,从而不可能成为“个体我”和“群体我”或“社会我”之间的边界。[12]事实上,它是一条信任边界。正因如此,亲密与疏远、信任与不信任,就成为差序格局下人际关系之不可分割的两个特征。用梁漱溟的话说：“缺乏集团生活与倚重家族生活,正是事物之两面,而非两事。……何为中国人的家庭特见重要?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特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自然特别显著出了——抑且亦不得不着重而紧密起来。……松于此者,紧于彼;此处显,则彼处隐。”[13]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从共同社会向利益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基于亲缘和亲缘式关系的特殊主义的差序格局之内涵、范围、特点,都已发生了变化。有社会学者认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4]：差序格局的中心点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化和人口流动的加速,家庭的变迁,大多数社会成员被整合到职业网络体系之中,并从中获得地位、权力、利益及个人身份和合法性,但中国人的“家”意识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许多中国人有了职业网络体系和“家庭”的双重依靠;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影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差序格局中所包括的人际关系范围扩大,姻亲关系与拟亲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固定和流动的双重特点,当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特别事情时,固守于他的内群体,会使他的特别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关系和资源无论如何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他会以内群体(亲缘或“圈子”)为基础来临时构成他的关系网络,也就是说,他会力图在人际交往中以固定的关系来寻求流动的关系。尽管差序格局的内涵、范围、特点都已发生了变化,但差序格局滋生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因此将“差序格局”的解释模式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