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浙江人何以具有鲜明的“讲求实效”的文化精神?近年来,研究当代浙江现象的学者,一般倾向于从浙东思想文化传统即大传统的影响方面去解释,其中尤以南宋以后兴起的浙东事功学派的观点,即所谓学术的目的在“经世致用”最受人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论断似乎有一定的依据。以陈亮等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等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及以叶适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确实具有“讲求实效”的鲜明的文化品格。事功学各派的学说虽有不同之处,但在学术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即抱着爱国之心,立足事功,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实事实功,学术的目的,在经世致用。
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在与朱熹长达数年的“王霸义利之辩”中,集中展现了其义利观念。陈亮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指出：“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16]陈亮认为：“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17]陈亮还提出“各务其实”,主张做学问要以适用为主。在《答陈同甫》中,陈傅良曾将陈亮的思想,概括为十六个字：“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贵函养实践,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唐仲友提倡“学贵务实,经世致用”“为学之道,在于务实而专心,务实则可用,专心则有功,此学之大要也。画地为饼,无救于饥,纻絮三千,无益于寒,学而不务实,其无用亦犹是也”。[18]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在所上札子中说：“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吕祖谦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19];主张“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20],“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21]。在吕祖谦看来：“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邪?”在《文献通考·钱币二》中,吕祖谦还对货币的起源及功能、币制利弊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讲求实效,注重功利”,也是永嘉学派鲜明的学术个性。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重视事功,“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22]。叶适则主张“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他反对离开功利来谈道义,明确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功利与仁义并存”的新价值观。薛季宣则主张“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来利害”“无有空言,无戾于行”,并把治学的重点放在研究“实事实理”上。因此,正如黄宗羲所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可行,足以开物成务。”[23]
上述表明,注重现实与实践、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精神,乃是浙东事功学鲜明的文化个性。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注重现实与实践、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精神,确实是浙东事功学的鲜明的文化个性,但是,将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归结于浙东事功学派,仍然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首先,将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归结于浙东事功学派,自然而然地会使人联想到马克斯·韦伯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于革新了的基督教伦理即新教伦理的做法。然而,需要说明的是,韦伯的论断是有充分经验依据的。韦伯认为,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这种现象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新教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一开始就提醒人们注意：在任何一个宗教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种状况在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在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上,都被频频引起讨论。这不仅适用于宗教差别与民族差别相一致,从而与文化发展的差别也存在相一致的情况(例如东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而且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手改变人口中的社会分布并规定它的职业结构,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也几乎总是如此。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24]韦伯还发现,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毕业于特别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数比例更低于新教徒。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所提供的人文教育。此外,近代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青年手工业者中吸收熟练工人,但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身上。也就是说,在手工业者中,天主教徒更倾向于一直待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多地成为本行业的师傅,而新教徒则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的位置。“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25]
上述表明,韦伯是从具有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的统计学事实出发,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密切的关系。”[26]新教徒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作为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派,还是作为少数派,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因此,按照韦伯的研究思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当代浙江工商业主绝大多数也受过浙东事功学伦理的熏陶,或从小就直接生长于具有浙东事功学伦理气氛的环境之中,那么当然可以断言：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无疑就是浙东事功学伦理。然而,问题在于,从经验事实中,我们难以证明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最初是由浙江的体制外社会群体所创造的,最能体现“讲求实效”精神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占浙江总人口近90%的农民群体,以及90%以上出身于寒微之家并以鸡毛换糖、补鞋、弹棉花、做裁缝、做木工等开始起家的所谓“新浙商”群体。这部分社会群体的多数成员,可能连陈亮、叶适、薛季宣、陈傅良、黄宗羲等浙东事功学派思想家的名字都闻所未闻,更遑论受浙东事功学思想观点的影响了。因此,将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直接归结于浙东事功学派,似乎缺乏一种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根据。以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话来说,这是犯了“后此谬误”。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用一个巫师的糊涂想法来说明这一点。巫师认为,巫术和砒霜都是杀死敌人的必要手段。或者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明,他觉得,由于佛罗里达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州,因此,生活在那里一定对健康极其不利。在举了这两个事例以后,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给“后此谬误”下了一个定义：“观察到事件A在事件B之前的事实并不证明事件A是B的原因。认为‘在此事件之后’便意味着‘因为此事件’就是犯了后此谬误。”[27]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反问,难道我们不能通过收集更多的资料避免后此谬误吗?回答是否定的。即使我们有1000年的死亡率统计数字,我们仍然不能仅仅凭借它就做出佛罗里达的死亡率为何如此高的判断。我们必须进行仔细的分析,并且使“除了在佛罗里达居住以外的其他条件保持相同”[28]。我们必须使例如每一个州的年龄分布这样的其他因素保持相同,或者经过校正。只有在根据年龄分布、性别、以前有损健康的危险以及其他这一类因素校正了死亡数字之后,我们才能看出,居住在佛罗里达州是有益于健康还是有害于健康。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上述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当代浙江讲求实效的区域文化精神,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历史上浙东事功学的“讲求实效”观点,来说明当代浙江讲求实效区域文化精神的形成原因,也是犯了“在此事件之后”便意味着“因为此事件”的后此谬误。因此,要探讨当代浙江“讲求实效”区域文化精神的源头活水,也需要做更加细致、复杂和全面的分析。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浙东事功学思想也可能影响了民间的社会心理,但陈亮、叶适、吕祖谦等浙东学者的思想要转变成浙江民间的观念,即大传统要转变成小传统,必须有一个媒介通道。而自书面媒介和印刷媒介出现以后,古代的文化传播,就一直是一种破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的技术,文化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少数掌握了破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符号技术的人的文化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在古代中国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充当通道作用的,就必然是掌握了使用语言文字技巧的传统知识分子,即读书人出身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也就是说,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观念,必须先影响读书人,进而以他们为中介再影响广大民众。诚然,南宋时浙东事功学曾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朱熹在给石天民的信中曾对当年浙学阻遏不住的蔓延趋势做过一个基本评价：“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与此不相似,心窃怪之。昨在丹丘(台州),见诚之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熹窃以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其余世俗一等近下见识,未足为吾患也。”[29]朱熹与陈亮曾反复辩论而终不能合,长期争论更使得陈亮的思想广泛传播,以至于朱熹惊叹：“陈同甫学已到江西,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30]浙东事功学,在南宋中期朱陆俨然显学的形势下,而能与朱陆相抗衡,遂成“鼎足之势”,在当时的社会影响确实不可小视。然而,南宋理宗以后,对包括浙江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却不是陈亮、叶适等的浙东事功学,而是朱熹等的程朱理学。这是因为,自南宋理宗皇帝后,朱熹的思想已经被官方承认为孔孟儒学的真传,并逐渐地在全中国享有“至尊”的地位。至元而下逮明清,朱熹的学说实际上成为官方的国家学说,如康熙在《朱子大全序》中所说,朱熹“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其地位可与孔孟相匹敌。在儒者中甚至出现了非孔孟犹可,非程朱而不可的风气。在元明清时期,朝廷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的理解以朱熹的注释为准。正如现代思想家冯友兰所说,在朱熹注释的《四书》变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后,“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只是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却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31]。
因此,在儒者中出现非孔孟犹可,非程朱而不可的社会风气以及在朝廷希望天下出现“家孔孟,户程朱”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对元明清时期浙江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只可能是二程、朱熹等的程朱理学思想,而不可能是陈亮、叶适等的浙东事功学思想。这种现象,即使是在陈亮、叶适等浙东事功学思想家的故乡,也无例外。比如,在陈亮的故乡永康县,虽然“宋淳熙间,先儒晦庵朱子与东莱龙川二先生,设讲席于五峰洞,天水之人士,其得沾先贤风教者,由是然矣”。但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政治背景下,当朱熹的思想上升为全中国的统治思想后,自然也会成为陈亮故乡的统治思想。这一点在永康宋朝以来的地方风俗志上,有诸多的记载。比如,“明初,承旧俗,为士者多乐田野。及成化弘治间,文采蔚然,倍于往昔。正靖隆万之际,不惟揄科擢第,比肩林立,而议论政事,亦往往可观矣”[32]。这段话中尤可注意的是,明时永康人“比肩林立”之“揄科擢第”,因为欲“揄科擢第”,就不能不读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