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区域工商文化传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一个突出的区域文化现象。如郑勇军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办厂,更重要的在于喜欢经商办厂。这种‘重商’的社会氛围的形成与区域性商业文化密切相关。”^[1]费孝通则将温州模式归纳为“小商品,大市场”,他认为,温州的这种经济模式,是与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这种工商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延续,“50年前的记忆,50年后眼前的市场,其间脉脉相通,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联系”^[2]。艾伦·刘在《“温州模式”的利弊》一文中,对温州模式成功的秘诀、启示和重要意义,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艾伦·刘认为,“温州模式”是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模式,其成功的关键为“3M”和“1I”的结合,即群众的创造性(mass initiativeness)、流动性(motility)、市场(markets)与中国经济结构的空隙(interstices)的结合。艾伦·刘在研究中十分强调温州的区域经济传统对温州模式产生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种区域传统的形成与历史上温州人对环境压力和政治压力所做出的特有反应有关,因而可以把改革开放条件下温州经济的发展视为类似于历史上温州人通过移民和长途贸易来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压力做出反映的一种延续。^[3]事实上,不仅在温州,在浙江的其他地区如宁波、绍兴、台州以及永康、义乌、东阳等地,都可以发现当代工商活动与历史上工商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不仅影响着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且也影响着当代浙江社会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