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模式、关系网络与当代浙江经济社会行为

普特南认为,一个依赖于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他还认为,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高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因为当社会和经济谈判在社会互动的密集网络中进行时,就会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未来的充分和连续合作。^[38]齐美尔则认为,信任产生于知识和无知的结合。信任通过在心理上夸大过去的信息,完成了一种超越,由此去定义未来,去推动选择和行动。卢曼也指出：“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一种行为期待,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39]“信任并未消除风险,只是使之少些。它只是起了跳板的作用,帮助跳进不确定性。”^[40]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正因如此,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信任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41]正因如此,信任、规范和网络普遍地被看成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支撑着广泛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过程。从根本上说,信任是人们对交换规则的共同理解,即允许行为者对他人行为有预期,并且在缺少完全信息或合法保证的情况下遵循“信任”原则。信任的这种经济视角有赖于规范的假设,并且是通过习惯化交换形成的。

如前所述,包括浙江人在内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系的特殊信任。但是,这种特殊主义的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张其仔认为,亲缘关系及其扩展形式如朋友、师生、邻里、熟人等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多线的、具有持久特征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确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也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来保证,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42]。这种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的特殊主义的信任模式,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功能,它给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