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信任、关系网络与区域社会和经济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模式的具体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民营经济为主体)+专业化特色产业区。[55]这一模式得以进行和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借重了亲戚和亲缘式的人际关系,而特殊主义的信任观念则在其中起了润滑剂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资源配置的范围逐步从依靠省内区域市场,发展到依靠全国大市场,再发展到注重面向国际大市场。也就是说,浙江模式中的“大市场”,不仅仅意味着在浙江区域内涌现的众多的专业市场,而且也意味着撒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交往网络。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那么,大市场是怎样与浙江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呢?
社会网络的研究近年以来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作为一种微观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框架倾向于分析将成员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模式。网络分析探究深层的结构——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面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并运用这种描述去了解网络结构如何限制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我们会发现浙江人外出经商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或行业中,往往集中了浙江或浙江某一地区的人群,从而在全国乃至于世界形成众多的“浙江村”“浙江街”。“浙江村”既不是一个自然村落,也不是行政编制单位,而是一个处在行政之外、跨村落、约定俗成的称呼。“浙江村”“浙江街”的得名是因为那里聚集了一大批以“离土离乡”的方式经商务工的浙江人。全国各地的“浙江村”犹如一个由亲缘、地缘网络和生产、市场网络混合成的特殊的松散集团公司,又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民城”。
北京的“浙江村”是近十年以来一些社会学者重点关注的经济社会现象。北京的朝阳、海淀、丰台等区都形成了“浙江村”“浙江街”,其中最大的一个浙江人“社区”在丰台区的南苑乡。虽然当地政府几度以“打击非法经营”“迎亚运、整顿市容”等名义,对南苑乡“浙江村”里的经商务工者进行过大规模的遣返,但“浙江村”里的经商务工者反而越来越多。据周晓虹等的调查,到1995年时,丰台区一带“浙江村”的面积已经扩展到了大红门和南苑等5个乡24个自然村,连沙窝、西局、大郊亭、劲松东口等地也都像满天星一样撒上了一片片新的“浙江村”。居住在“浙江村”的经商务工者人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约75%是乐清人(其中又有40%～50%的人来自原虹桥区),另有永嘉、瑞安和温岭等地的温州人和台州人,也有少量的湖北、四川、安徽和江苏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尽管都有各地人聚集而成的“××村”,比如,在南京就形成了以收购、捡拾、加工和专卖废旧塑料为生、以河南固始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河南村”,以及政府出面兴建的“小手刀公寓”,“但像‘浙江村’这样历时较长、规模庞大、内部自成系统的民工聚居地还十分鲜见”。[56]这种有自己地理边界、明确的生活和生产区域的浙江人“准社区现象”,不仅见之于浙江省外,而且也见之于浙江省内。“就这一点而言且不说目前遍布全国的‘浙江村’、‘温州村’,就是在浙江全省范围内,比如杭州,就有城北商贸城,原来不过是温州人做皮革生意的居所,温州人还在杭州办了四季青服装批发中心;在茶叶市场,新昌人显然多过其他地区的人。而珍珠及珍珠制品的市场,诸暨口音就成了最主流的乡音了。”[57]这表明,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村民不是以散在的方式存在于城市的不同角落的,他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既与当地人相往来又与当地人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相区别的“准社区”。在这个“准社区”中,“浙江村”村民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共存感、从属感和认同感。
对于这一现象,一些学者做过调查和分析。在社会学界较早由宋民、项飚对“浙江村”进行过数度全景式的报道,而后又由王汉生等人尤其是王春光对“浙江村”进行了极其深入的调查,并留下了大量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著述和资料。此后,周晓虹等也对“浙江村”进行了入户调查,同样收集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并在《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一书中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社会学阐释。“浙江村”“浙江街”现象形成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人外出经商的信息往往来源于他们的亲缘及准亲缘群体。也就是说,外出经商者具体的流向和具体的分布地是受关系网络限定的。面对众多的商业机会,外出经商者个人有多种选择：他(她)应该去哪个地方呢?促成他(她)选择某一个具体地方的,是与他(她)有社会关系的已经在某地经商的人,这些人将会提供他(她)有关该地的信息,并尽力提供各种帮助。比如,一项对北京“浙江村”和巴黎“温州城”的比较和调查显示[58],两地经商者的外出信息,往往是由他们的亲属、同乡和朋友等提供的。温州人(也是其他浙江人)务工经商,有这样一个特点：刚开始,先是少数人,也没有明确的务工经商目的地,一旦发现一个地方有钱可赚,就写信(后来是打电话)或派人回家,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带出来,或者自己赚了一些钱寄回家,让周围的人知道了,从而也引来了一批熟人。北京的“浙江村”和巴黎的“温州城”基本上就是这样聚集起来的,其他地方的浙江人经商聚落也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聚集起来的。这个聚集过程,具有“帮带”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市场机会,就会有三亲六眷、朋友老乡尾随而来,规模越做越大。在这个聚集过程中,社会网络或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既是他们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又是他们流动得以进行的机制。
格拉诺维特指出,经济行为的根基在社会关系中,而各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将导致不同经济社会行为模式。在一个具有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中,人们更重视已经存在的各种关系,他们倾向于与自己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们进行交往,而这种交往又会使他们原有的关系得到加强,因此,特殊主义的取向具有固化既存关系的作用,具有增强关系网成员信任程度的功能。按照彼得·布劳的说法,特殊主义取向是“团结和整合的媒介”,但这种媒介的作用范围只局限于具有特殊关系的人们之间。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必然产生的后果是：他们把所接触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自己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可以信任的自己人;另一类是在此之前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特殊主义的行动者常常认为这后一类人是难以信任的。
浙江人外出经商的信息之所以来源于他们的亲缘、地缘及亲缘式关系(即作为亲缘关系复制或延伸出来的其他关系,如邻里、朋友、同学、战友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关系意味着较高的信任程度。翟学伟关于关系强度与农民外出求职策略的研究表明[59],在特殊主义或“差序格局”的文化背景下,所谓信任度,不是指信息传递本身的真假及其程度,而是指接受信息的人根据什么因素来判断这个信息为真或者为假。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有亲缘关系和亲缘式关系的人的信息可能是假的,但因为是亲缘关系或亲缘式关系,接受信息的人把它当成真的;无亲无故的人的信任可能是真的,但接受该信息的人却把它当成假的。原因是,前者是强信任关系,后者是弱信任关系。上述观点,显然可以应用于对遍布全国乃至于全球的“浙江村”“浙江街”聚集过程的分析。
亲缘及准亲缘(邻居、同学、朋友等)社会网络不仅为浙江人外出经商务工提供了信息,而且也构筑了人员的流动链。王春光对巴黎温州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在沟通和传递着温州与法国之间信息的同时,也构筑了人员流动链。“每年都有一些温州人借助这样的流动链,进入法国,来到了巴黎。当然社会网络作为流动链,不是现在的现象,早已有之了,只要有移民的地方,就有社会网络在起支撑作用。这种现象在早期来巴黎的温州人当中是早已存在了的。”[60]据王春光的研究,目前在巴黎的温州人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法国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是通过申请家庭团聚而进入法国,大多数人达不到法国的合法移民要求,就转向偷渡,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偷渡上起到了如下几方面的作用。首先,在中国国内,一个地方在海外的社会关系多,就越有可能想到移民国外,在合法渠道无法得以移民国外的情况下,他们便会想到偷渡。因为他们感觉到,偷渡成功的话,在目的地就能依靠社会网络得以生存下去。在温州,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参与偷渡,主要还是集中在像瑞安的丽岙镇、永嘉县的七都镇、青田的山口乡等侨乡及附近地方。其次,社会网络也决定了偷渡的目的地。一个人在哪个国家的社会关系越多,而且越可靠、亲近,他就越有可能往这个国家偷渡。比如,温州瑞安市的丽岙镇的主要侨民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所以那里的人的主要偷渡目的地就是这两个国家;而永嘉县七都镇的大部分侨民在美国,所以那里的人更多地往美国偷渡。最后,社会关系网络还是偷渡者和蛇头取得联系的唯一渠道。没有社会关系,很难知道蛇头在哪里,怎样与蛇头谈好偷渡的条件,甚至达成一定的口头协议,并保证偷渡成功后履行这些协议中提出的要求和承诺。“当然,除非亲戚朋友不愿意帮助国内的人偷渡,否则的话,亲戚朋友这样的关系确实是偷渡者的主要依靠。”[61]
在浙江本省与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浙江街”之间,也可以见到类似于温州和法国之间的由亲缘准亲缘社会网络构筑而成的人员流动链。据王汉生等的看法：“浙江农村工商业者以经营为目的的流动,通常都依托于传统的人际网络结成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发挥着保障安全、降低流动中的心理成本、在生活上互助的功能;同时结成小群体也是生产经营上协作、分工的需要。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小规模流动中就已出现了。”[62]王汉生等在北京“浙江村”的调查表明,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构成浙江和北京之间共同流动的基础,而且也充当接续式流动的路径网络。共同流动是同时而且协同流向一个目的地,接续流动则是先后流向同一目的地。在两者都依托于人际关系网络的前提下,它们可以被视为浙京两地关系网络型流动的两种形式。王汉生等认为：“依托乡土人际关系的接续流动之所以产生,首先是由于先进入北京的经营者为扩大自身生产规模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利用关系网络物色的劳动力便于管理,组织成本较低。被引带入京的劳动力有的逐渐摸得经营门道,于是就从老板那里独立出来,把自己的家人带到北京,组成新的工商户,在‘浙江村’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63]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在异乡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于亲缘和亲缘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信任关系。格雷佛斯认为,移民在“适应周围环境时个人会有不同的资源可供使用,其中有他们自身的资源,核心家庭的资源、扩大家庭的资源甚至邻居朋友的资源,或更广的社会资源。……在依赖族人的策略(kin-reliance strategy)中移民是利用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资源以适应环境;依赖同辈的策略(peer-reliance strategy)则运用同辈及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的资源进行调适;依赖自己的策略(self-reliance strategy)则依靠自己及核心家庭或外界非人情关系(impersonal)的组织资源”[64]。对于外出经商的浙江人来说,告别熟悉的乡土社会,来到陌生的城市社会,这一生活事件无疑意味着要疏远生于斯、长于斯的或漫长岁月中所构建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但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个人自身的力量资源显然是十分有限的,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重新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以便从网络成员那里摄取资源,来解决日常生活和经营中的困难。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一项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外出经商的浙江人而言,确实是非常重要的。[65]比如,北京市不允许外地人开办诊所,但是在北京的“浙江村”,一些温州农村医生在那里开办了一些私人诊所,尽管经常受到清剿,然而总是清剿不绝,只要其中的一个诊所受到清剿,这个消息马上就会通过温州人自己的社会网络传到其他诊所,其他诊所的老板很快将仪器和药物转移到他们在“浙江村”的亲戚朋友那里,暂时关闭避风,以对付清剿。另外,由于北京管理部门按人头收取各种费用,为了躲避这一点,许多温州人不去登记,只要亲戚朋友中有一人办理暂住手续,其他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避开各种检查,这同样是他们的社会网络帮助了他们。社会网络不仅为外出经商的浙江人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而且也提供了各种各样其他的社会支持。北京“浙江村”鞋厅张安乃经理的一席话,也表明了这一点。张安乃说：“一方面我们重视老乡、亲戚、朋友,不但做生意愿意找他们,即使在北京有难办的事也愿意找在政府中做事的浙江籍人;但另一方面我对亲戚朋友的态度非常简单,你找我,我可以给你领条道,但路怎么走是你自己的事。”[66]
巴里·韦尔曼和斯科特·沃特莱在研究东约克的城市社会网络时发现了五种社会支持类型。[67]其一,情感支持。61%的网络成员可以以某种形式提供情感支持,形式包括较少的情感支持(minor emotional aid),关于家庭问题的忠告(advice),主要的情感支持(major emotional aid)和主要服务(major services)。其二,服务(services)。61%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包括小服务(minor services),借款或给家庭用品(household items),小的家庭援助(minor household aid),主要的家庭援助(major household aid),组织援助(organizational aid)。其三,伙伴关系(companionship)。58%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此种关系,包括讨论思想、一起干事、作为伙伴(fellow)加入一个组织。其四,财政支持。16%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这种支持,包括小额贷款或送礼,大额贷款和送礼,提供住房(housing)贷款或赠礼(gift)。其五,工作或住房信息。10%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此种支持,包括工作信息,工作合约(job contact)和找住房等。
社会网络是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即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研究特别关注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专注于对个人和群体属性和品质的研究和考察;它强调的是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而不是对某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巴里·韦尔曼和斯科特·沃特莱的上述研究表明,城市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的土著居民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事实上,社会网络对于在城市中经商的异乡人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像浙江外出经商者这样的“异乡人”,要从社会网络中得到支持,还是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这是因为对外出经商的浙江人(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来说,原有社会体制尤其是户口制度遗产所形成的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是“冷漠”或“漠视”,再加上分割式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的户籍制度、居住格局等,要融入客居城市的原有社会网络,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外出经商者不可能马上从当地社会网络中寻找到社会支持的资源。对他们来说,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利用他们原有的亲缘和准亲缘的社会关系网络,沿着原有的关系建构原则(血缘、姻缘、地缘等)来拓展其社会关系。这种熟悉的关系建构原则和社会关系网络,既能够给他们带来方便,从而节省交易成本,也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的安全感或信任度。
当然,原有的(或老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可能被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必须适应客居地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王春光的研究表明[68],在北京的“浙江村”和巴黎的“温州城”,这种变化确实已经发生了。首先,本来在浙江老家几乎没有来往的许多亲戚在异国他乡得到重新的认可和建立,亲戚关系的范围因而有所拓宽。其次,在未外出之前,由于在家乡居住的地理距离比较远,因此许多人之间可能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但到了外地以后,聚居在一起,自然有重复交往的机会,但是在选择交往对象上,浙江人还是以家乡的居住地点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延伸、扩展。如果在浙江老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成为交往的选择对象,甚至也可能互不相识,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浙江外出经商者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范围超出了原来在老家触及的地理范围。再次,城乡关系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比在浙江老家有了很大的减弱,在异乡,老乡的身份被大大地突出了,原先的城乡居民变得密切起来,而身份差异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此外,如一起偷渡出国、一起经商、一起当工人、一起当兵等重要的共同经历在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关系网络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体现于外出经商者从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摄取信息和社会支持上,而且也体现于浙江本土“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群上。浙江产业群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如宁波服装、温州皮鞋、绍兴化纤面料、海宁皮衣、义乌小商品、永康小五金、嵊州领带、黄岩精细化工、枫桥衬衫、慈溪小家电等。在浙江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过程中,基于亲缘和地缘的特殊主义文化和关系网络,无疑产生了中介的作用。比如,在温州农村不仅有许多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专业户,而且有许多专门从事同一行业的专业家族。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以家庭为中心,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经济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农村社会同宗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的影响,产业按血缘亲缘关系关系扩散,同时也表现为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从而产业分布上出现了波特所谓的“簇群(cluster)[69]现象”。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当1982年国家政策开始允许农民成为当时意义上的专业户、重点户时,原温州瑞安韩田学校五七厂马上有四五十名工人自动离厂,而回家办起了家庭工场,韩田村的汽摩配业因而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向四邻扩散。[70]这些家庭工场依靠家族、邻里、朋友等多种社会关系联结成一个个企业网络,网络内部存在着密切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不同的企业网络之间又存在着众多的或强或弱的联系,使产业群成为一个无形的大工厂。[71]
上述表明,浙江区域的特色产业群是以亲戚朋友、邻里同学等关系为纽带,以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场为基础,在“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镇)”的模式下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也提供了信息、知识和社会支持。在起始阶段,一个村庄中一旦有人从事某种产业并产生了赚钱的效应,这一信息会向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传播、扩散,从而带动其他成员也来从事相同产业,而其他成员又依次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带进这一产业,从事同一产业的人越来越多,规模像滚雪球一样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