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浙江经济演化
浙江各地历史上较为发达的民间工商业,是浙江民间工商业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真实写照。深厚的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底蕴,在漫长的岁月中构成了浙江人的“遗传因子”,并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演进产生了深刻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尤其是温州和台州地区所采取的一些制度创新模式,如前店后厂、沿街成市的专业市场、以商业促工业并形成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的互动、以工业市场以及股份合作制、集资创办社会公益事业、民间金融、成立互助会、实行利率浮动等等,其实并非完全是新近的发明,在浙江工商发展史上都曾或多或少地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浙江历史上较发达的工商制度和传统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是浙江民间对历史上的工商制度和传统的因袭、变异、创新与发展。当代温州和台州发达的水产加工业、水果加工业,各类草编、服装、皮鞋、塑料以及小机电、小化工等行业,都与传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温州、台州是一个民间金融、股份所有制比较发达的地区,在台州路桥区民间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所占比例甚至已高达40%左右;温州市企业内部集资始于1980年。据1985年6月统计,全市城乡进行集资的企业有2887家,集资金额15970万元,约占集资企业同期周转资金和流动资金总额的30%左右。1990年全市企业内部集资规模约在3亿元。因此,依靠民间集资而不是靠政府投资来创办各种事业,乃是温州和台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平会、抬会、摇会和排会等“呈会”民间传统,则是台州、温州民间金融制度、股份所有制的原初形式之一。1949年以前,温州的私人钱庄等金融机构有38家,民间信用更有历史传统。在清初,钱铺、典当、民间借贷已很活跃。清代和民国时期,温州和台州两地平会、抬会、摇会和排会等“呈会”现象十分普遍,这种现象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没有完全绝迹,并在改革开放以后演化为一种当代的经济模式。叶大兵通过对温州“呈会”演化历程的研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数百年来温州民间“呈会”习俗正是当代温州依靠民间集资创办各种事业这种做法的初始形态,“后来在经济大潮中发展起来的股份合作制,也包含着‘呈会’习俗的延伸、变异、改革和发展。特别是明显地反映在经济转型中有效地发挥了它聚集资金的作用”[67]。叶大兵将温州从民间“呈会”习俗到群众集资、股份所有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之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68]第一阶段：纯属民间互助型,其主要形式有轮会、摇会两种。轮会是指按预先排定的次序轮流收取会金,所以也称为“坐会”。摇会是指按摇骰子方式确定收取会金次序。其具体名称有“月月红”“父母会”“干会”等。第二阶段：从单纯互助型过渡,成为一种新的互助和计息相结合的借贷型。其形式除原有轮会、摇会外,又增加了“玉成会”“人情会”“标会”等形式。第三阶段：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向社会集资型转化。主要为企业筹集资金,最终为股份所有制所用。
萨姆纳认为,民俗建构的动力是需求。人是从“行动”而不是从思索开始自己的历程的。需求是人的第一体验,时间不停地带来各种迫切的需求,人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去满足它们,而需求构成利益问题,“生活就是由满足利益要求的活动所组成,因为在一个社会中,‘生活’就是既扩展到物质领域,又扩展到社会范围的行动和努力的一个历程”[69]。既然生活是由需求(利益)推动的,那么构成生活的活动就是由需求来推动的,而作为生活的标准活动的民俗自然也是由需求推动的。从民间“呈会”习俗到群众集资、股份所有制的演化过程,生动地反映了温州经济发展和民间需求的规律。“呈会”的经济民俗最初是应小农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诞生的,因而呈现为单纯的民间互助特性。伴随着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呈会”不仅保持了原有的互助功能,而且逐渐发展成为聚集社会生产资金的一种补充形式,因此,从互助型发展为计息型。“民俗是为一时一地的所有生活需求而设。”[70]民俗的传承并非一成不变的,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民俗也会发生变异,“呈会”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温州民间运用“呈会”形式,将原来互助型的民间借贷形式,转化为发展社会生产筹集和积累资金的新型手段。“并经改革、完善、提高,最后融入为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股份所有制这一现代集资和经营方式中去,成为创造‘温州模式’中的一种新型的经济行为和形式。”[71]
绍兴县有着深厚的纺织文化传统积淀,“丝绸之乡”华舍镇,历史上就有“日出华舍万丈绸”之盛誉。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深厚的纺织文化传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得到了延续,并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纺机革命,逐步形成了由化纤、纺织、印染、服装行业组成的完整的纺织产业群。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绍兴轻纺城迅速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设备齐全、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布匹集散中心。嘉兴市境自唐宋以来,即为全国丝绸生产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代被称为“丝绸之府”,有“衣披天下”之称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丝绸之府”之文化基因被重新激活,嘉兴秀州区几乎乡乡村村都办过化纤织造厂。1983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秀州区北片农民以此作为致富产业,开始了以个体私营为主的化纤织物产业的发展。在此后的20多年中,秀州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化纤织物产业集群。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及群内企业在空间上的进一步集聚(向工业园区集中),也进一步推动了秀州城镇化的进程。当代温州拥有发达的制鞋业。而当代温州制鞋业的发展,也与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据研究,制鞋技艺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南宋时期。到明朝成化年间,温州鞋就已列为贡鞋。此后,经过温州人的世代相传和发扬光大,温州制鞋工艺日趋完善。至民国时期,温州出现了制革街、皮革街,各种牌号的作坊鳞次栉比。
上述现象无疑印证了经济学家的一个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创新是一种破旧立新的活动,或创造性的破坏,即在所处的环境中大胆废弃不起作用的要素,果断选择对成功起作用的要素。然而,传统和惯例行为与创新之间除了有对立之处,还存在着相容和继承的联系。一个组织或个人的惯例发挥功能能够有助于创新的出现,因为创新所解决的问题往往与现行惯例有关。现行惯例的问题往往引起对问题的反映,进而导致重大问题的发生。纳尔逊和温特甚至把创新活动看成惯例,这与熊比特的观点显然是同条共贯的。熊比特把“创新”看作“实现新的组合”,即经济体系中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已存在的概念和物质的材料所构成的。相似的,组织惯例的创新有很大一部分是现有惯例的新组合。当然,传统和惯例是否被继承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被继承,还取决于它们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对新环境的适应。如果现有惯例是成功的,人们就可能希望复制那种成功。如果现有惯例是失败的,即无利可图,那么该惯例就可能要收缩。复制一般是对成功的一种可选择的响应,而收缩则是对失败的一种命令性的响应。
台州专业市场的兴起过程,无疑是创新与惯例以及传统关系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证据。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2002年台州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585个,其中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67个,超10亿元的市场4个。路桥中国日用商品城、路桥小商品批发市场、浙江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等专业市场,商品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和部分国家。其中路桥中国日用商品城自1994年开业后商品成交额连续多年超100亿元。20世纪90年代末台州有20万人之众的专业运输队伍和上百个一村一品、一地一品的专业生产基地与这些市场相衔接。台州农村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机电设备近半数以上通过这些市场销售。台州专业市场的迅速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台州民间工商文化传统的作用。在历史上,台州就是一个专业市场相对发达的区域。比如,在温岭的泽国镇,经宋建市,至明清时逐步集中交易。据《泽国镇志》载,民国时期,泽国有米行、小猪行、糠行、树场、布行、柴行、鱼行、鸡子行、小菜场、草帽行等专业市场。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禀赋,改革开放以来,泽国自然而然地就兴起了浙江泽国鞋革商城、浙江泽国电器交易中心、泽国五金轴承电器市场、摩托车销售市场、竹器市场、木材市场、水果市场、毛竹市场等25个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专业市场。另据《黄岩市志》载,在明代,黄岩的专业市场即已相当发达。如头陀、院桥为柴、山货集中市场,横山头为兰草、草席市场,洋屿殿为丝绢市场,下梁为土纱布市场,乌岩、三甲、洋府庙、石曲等以售日用品为主。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黄岩境内则有橘行、鱼行、丝绢市场、烟叶市场、草席市场、旧钢铁市场、竹木市场、小商品市场、牛市场、鹭鸶市场。这些专业市场形式除丝绢市场、烟草市场等少数专业市场消失外,其他多数在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并逐渐兴旺。如旧钢铁市场,在清至民国期间,路桥田洋王村以打铁为副业,供应渔业需用船钉、鱼钩等,卖芝桥因此开设专卖店。1951年和1960年,市场两度兴旺,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被取缔,转移至偏僻地经营。1980年,下洋殿办旧钢铁专业市场,占地2000平方米,有100多个固定摊位,上市量约5百多吨。经过几年的发展,至1987年,旧钢铁市场的成交已达133779吨、2871万元,1988年成交则达到了1.6万吨。
因此,正如诺斯所说,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浙江专业市场的兴起,正是浙江历史上的工商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尤其是专业市场传统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如果说人们总是难以跳出传统掌心的话,那么浙江其他的经济发展的举措,也或多或少地与历史和文化传统存在着延续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浙江省的每一个市场化政策,都会在浙江得到最先响应,并很快产生明显的成效。而在这之前,浙江民间可能早已在实践中探索出大量成功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