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社会网络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信任、社会网络包括隐含的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信任、社会网络可以被看作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方法。J.斯蒂格利茨指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适,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比如,由统治的代表形式所强加的结构化的法律体系。这一过程开始可能伴随着社会资本整体水平上的损耗,但最终会造就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这种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植根于经济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1]在合作的经济交换中,包括公司内部与公司外部之间关系在内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都决定着经济过程。如果说公司和契约可以被当作减少经济事务不稳定的正式机制,那么,信任、社会网络等则提供了分析非正式路径的范畴,即信任、社会网络是通过非正式关系与规则的方式来化解经济风险的。在历史上,浙江是一个受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的家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区域。在此基础上,浙江形成了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信任、网络和社会资本模式。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急速变迁,浙江富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模式,也经历了深刻的嬗变,并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