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也就是说,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一方面,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利益因素。一种制度形成之后,会形成某种与现存体制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即非正式制度安排,也是影响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变迁路径的重要因素。诚然,经济活动、经济过程、经济体制有其自然秩序,但是这种自然秩序无疑是物质资料和精神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各种约束条件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利益共同体共享的公共物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交易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活动,是因为前者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这种约束条件就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和正式制度安排。文化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它本身特有的“遗传”机制,去影响和形成这些约束条件。布坎南指出：“文化进化已经形成或产生了非本能行为的抽象规则,我们一直依靠这些抽象规则生活,但并不理解这些规则。”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是我们不能理解和不能(在结构上)明确加以构造的、始终作为对我们的行为能力的约束条件的各种规则”^[65]。诺斯也认为,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即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影响经济社会演进轨迹的重要因素。“非正规约束在制度的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线依赖性的来源。我们仍然有一个关于文化演进模式的长期方式。但是我们确实了解,文化信念具有极大的生存能力,而且大多数文化变迁是渐进式的。”^[66]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诺斯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即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我们有哪些选择机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按照一定的惯例、习俗而行动,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框架中谋求自身的利益。职是之故,文化传统对经济社会活动、经济社会过程便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