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浙商、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比较
从历史和现实看,工商业较为发达、工商业活动活跃的地区一般商业文化底蕴也较为浓厚,工商活动往往与地域文化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区域工商文化传统。在这些区域中形成的商业群体,工商活动方式十分相似,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即使这种工商活动向区域外拓展,也保持一定的地域特征。张海鹏和张海瀛认为,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即有“商”无“帮”。而自明代以来中国形成了许多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即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商帮”。[79]这些商帮所从事的贸易首先是一种大规模的区际远程贸易,是一种不同于社区内初级市场交易的“高级市场交易”,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商人的大商人集团。在明清时期众多商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徽州的徽商和山西的晋商。
与浙江区域相比较,明清时期的徽州和山西无疑具有更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如前所述,自宋以来,浙江思想家在“重农抑商”的宏观社会背景下提出了“工商皆本”“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等有利于区域工商业发展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区域内形成了重视商业的社会风气。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和山西,不仅思想家对商业的认识要比浙东的思想家更为深刻,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区域的民间社会也具有一种比浙江更浓郁的重商社会风气;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和山西,商的职业不止在理论上具有与士、农、工职业相同的地位,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商的职业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位于士、农、工职业之上。
如前所说,在历史上,浙东学派的思想家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观点。然而,在为商人、商业的辩护上,徽州思想家显然比浙东思想家更加彻底。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将徽州思想家汪道昆与浙东思想家叶适和王阳明的相关观点,作一初步的比较。
如前所述,叶适提出了“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的观点。在同一问题上,明嘉靖时期出身于徽商之家的汪道昆的观点,比叶适又进了一步。叶适只是认识到“抑本厚末”的片面性,而汪道昆则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农为“本”、商为“末”的传统观念,认为商与农不存在“轻”“重”之分,而应当“交相重”。在《虞部陈使君榷政碑》中,汪道昆云：“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耕者十一,文王不以农故而毕蠲;乃若讥而不征,曾不失为单厚。及夫垄断作俑,则以其贱丈夫也者而征之。然而关市之征,不逾什一,要之各得其所,贾何负于农?”[80]与叶适“抑末厚本非正论”以及农本乃“王业之基”相比较,汪道昆“贾何负于农”的说法,可以说无遮无掩地抬高了传统四民排序中居末位的商人之地位,是徽州商人的一种声音。叶适“抑末厚本非正论”主观上是站在国家和朝廷的立场立论的(富人既“为天子养小民”又向政府纳税以“供上用”),亦接续了传统儒学外王(经世致用)尤其是荀子富民思想的余绪,虽然客观上也有利于商人的利益,但出发点上不是为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阶层说话的。因此之故,叶适的观点尽管在浙东事功学圈内产生了共鸣,但未见其在浙江区域商人群体中间引起声势浩大的响应。与此形成对照,汪道昆“贾何负于农”的出发点,就是为商人说话的,因此之故,在徽州商人群体以及出身于徽商家庭的官宦子弟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明弘治、正德间歙商许大兴就说过,“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耕若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也。”[81]歙商子弟许承宣官工科给事,针对农商赋税繁重的情况,在一则奏疏中云：“请禁赋外之赋,差外之差,关外之关,税外之税,以苏农困,以拯商病。”他认为,天下之大无逾四民,“士仅处十之一耳,而农与贾则大半天下”[82]。在此犹可注意者,是许承宣将“苏农困”与“拯商病”相提并论,表明他把商与农放在等量齐观的地位。咸丰间,另一位出身于歙商世家的王茂荫官户部右侍郎,也旗帜鲜明地为商人利益呐喊。他在一则奏议中云：“查现在典铺取赎者用钞不敢不收,而当物者给钞率多不要,使典铺之钞有入无出,将来资本馨而钞仅存,不能周转,必至歇业,贫人亦无变动之方。”[83]这一意见竟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斥责王茂荫是“专为商人指使”[84]。汪道昆与许大兴、许承宣和王茂荫等的言论,在为商人利益辩护这一点上,无疑是同条共贯、若合符节的。
不仅“贾”不负于传统四民排序中居于第二的“农”,汪道昆甚至还认为,贾亦不负于传统四民排序中居于第一的“士”。汪道昆《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云：“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85]明刊本《汪氏统宗谱》卷一六八也说：“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鱼盐中,良弼、师保寓焉。贾何后于士哉!后世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贾其行,士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限于业哉?”余英时认为：“‘良贾何负于闳儒’、‘贾何后于士’这样傲慢的话是以前的商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这些话充分地流露出商和士相竞争的强烈心理。”[86]这一判断,无疑是合理的。
明代浙东的王阳明曾提出过“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似乎与汪道昆“良贾何负于闳儒”“贾何后于士”的说法,在字面上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立场上或出发点上的差异。汪道昆出身于新安商人家庭,祖父以盐业起家,汪家又与新安名商吴氏、黄氏、程氏、方氏诸家有姻亲关系。所以,他可以说是新安商人的一个有力的代言人。虽然汪道昆也说过“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这样与阳明差不多的话,但其出发点却是为商人辩护,在主观上也如“贾何负于农”一样,是为了抬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此形成对照,王阳明是一位心学家,主张体用一如,心具众理,心外无理、无物、无事,所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反求诸内心而已。“良知”是凡夫愚妇与圣贤、士农工商所本然共同具有。所以,王阳明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然客观上也可能抬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商人、商业活动具有亲和性,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如汪道昆那样为商人辩护,而是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心学思想做论证。汪道昆对于“贾为厚利”这种现象,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道义上正大光明地求利的商人更胜于贪墨之人,而王阳明虽然也不否定买卖的行为,却认为,“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87]也就是说,王阳明对“汲汲营利”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王阳明理想中的商人,事实上仍然是一个其行为由内心道德自觉或儒家所谓“内圣”导出的道德人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其行为是由利益所驱动的经济人的形象。虽然王阳明认为,“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88],但“心体无累”就是无一毫人欲之私的“良知”作主之意。
上述表明,王阳明虽然提出了四民虽然职业不同,而“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但是他的本意并非为商人行为辩护,而是要按照“满街都是圣人”的理想将商人变成圣人。正因如此,王阳明未进一步提出提高商人地位和发展商业的特殊建议。而汪道昆的目的,却是为商人辩护,所以他从商人的利益出发,要求朝廷不仅不能“抑商”,而且还应“从商之便”。汪道昆说,“且也盐之急,不急于粟,粟价不在官而在民;盐之急不急于钱,钱法不在上而在下,何以故?从其便故也。从民之便则乐其食而安其居,从商之便则愿出其涂而藏其市,此不易之道也”[89]。徽州的富商巨贾中,盐商居多。汪道昆希望朝廷“从商之便”,无异于代盐商向政府进言。因此,王阳明说的是儒家圣人的话,而汪道昆说的是商人群体的话。
诚然,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浙江少数地区也曾形成了重商甚于重士、重农的社会风气。如温州平阳一带一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90]然而,在明清时期,就浙江区域而言,尽管对商业的注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区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但可以断定的是,重商风气在总体上并未成为压倒重儒的社会风气。浙江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科举人才录取率,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证明这一点。据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所做的统计,清代一甲、榜眼、探花共计342人。其中江苏即有119人,占总数的34.8%;浙江81人,占23.7%;安徽18人,占总数的5.2%。这是仅就狭义科举人才范围所做的统计。朱君毅曾根据李桓编写的《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制成《朱氏清代人物之地理与分布表》,按此表分类,清代共有19类人物。其中宰辅、卿贰、词臣、谏臣、郎署、疆臣、监司、孝友、儒行、经学、文化、隐逸12类中,江苏、浙江的人才数目均名列前三。其他如守令、僚佐、材武、方技四类中,江浙人才也名列前三。只有在忠义、将帅两类中江浙区域人才没有跻身于前三名之内。[91]由此可见,浙江区域科举人才的分布密度要远远高于除江苏之外的其他地区。如果没有浓郁的崇儒社会风气,浙江这种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科举人才录取率便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与“宋之南也,浙东儒学极盛”、浙东“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的说法相互印证。
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和山西,儒贾并重或重商甚于重士、重农,乃蔚然成为一种普遍的区域社会风气。
诚然,明清时期徽州儒风极盛。据朱彭寿《旧典备征》统计,有清一代(自顺治至光绪)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三位,计有9人。安徽8府5州,其中仅徽州1府便占4人。徽州状元人数与广西、直隶相同,多于江西、福建、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广东、贵州、山西、甘肃、云南等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人好儒,也与“新安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的说法互为印证。然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徽州人不单止于好儒,而是右贾左儒,贾而好儒。如汪道昆所说：“古者右儒而左古,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以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92]又云“休、歙右贾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93]。新都(徽州)三贾一儒,“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千钟则万驷”[94]。《歙风俗礼教考》亦云：“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市者固多;读书登第,入词垣、跻乎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徽州既是商贾之乡,又为东南邹鲁。商贾往往同时又是儒士。上述议论似乎已充分地表明,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儒贾大致上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然而,在徽州实际生活中,徽州人则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95],“业贾者什七八”[96],“虽士大夫之家,皆以蓄贾游于四方”[97],也就是说,徽州人重商远甚于重士。据重田德的研究,仅以安徽婺源一县而言,清代“弃儒就贾”的实例便不下四五十个。[98]不仅“士”阶层对士与商的看法已不同于过去,一般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万历《歙志·风土》云：商业“昔为末富,今为本富”。明人蔡羽则在《辽阳海神传》中,描绘当时徽州社会风气道：“徽俗,商者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
明清时期,山西重商的社会风气要更甚于徽州。据清《雍正朱批谕旨》载,雍正二年(1724)五月九日,大臣刘于义奏疏中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于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三天后,雍正带朱批回复云：“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另雍正八年(1730)二月十二日,大臣石麟的奏折也说：“晋省民人,经营于四方者居多。”[99]这种将商业排于各业之首的社会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末人刘大鹏说：“近来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痒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100]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应考之童不敷额数的现象,“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它省不知也”[101]。有一些民谣也反映了当时山西重商的社会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如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
明清时期的山西也有大量因举业不成或家贫不能继续读书而转入商业的例子。[102]山西平阳席铭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贸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曰南席。”[103]晋商杨继美,少时举业不成,认为“四民之业,各有所托已成名”,乃挟数千金游贾江淮。虽然明清时期山西人也有重学一面,但他们是以学保商,“学而优则贾”。比如,在榆次车辋常家经商、兴学交融史上,仅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学位的就有170余人,但登入仕途做官者却仅有1人,而且非常短暂,可以说常氏学子全部步入经商之途。常家之常立训考中秀才又被选为拔贡后,仍承父业经商。他说：“子曰：‘不患无位,患无所以立。’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人处其逸,我任其劳,为有立也。”经商是辛苦的,但经商可以立身,合孔子的教诲。常家之常麒麟,也出身于拔贡,精通儒学,从商之后,同辈劝其弃商业而登仕途,他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常麒麟之子常维丰在国子监学毕,由于“词章俱美”仕途似锦,常麒麟却对他说：“‘邦有道,穷且贱,耻也。’汝应承祖业。”[104]
上述表明,在明清时期,徽州和山西具有远比浙江浓郁的重商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正如余英时所说,明清时期重商的社会风气,“尤以徽州和山西两处最值得注意,因为这正是明清两大商人集团的产生地。这两地的人甚至把商业放在科举之上,这话虽然可能有夸张,但至少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四民观确已开始动摇了”[105]。
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就影响力而言,浙商与徽商、晋商显然也不可同日而语。据斯波义信的研究,所谓新安商人这一同乡商人集团的实体在宋代是否存在,现在还不太清楚。但像在“三吴百粤商旅之所必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六《婺源羊斗岭泗水庵记》)的婺源,从每月四月八日举办五通神(五显神)法事,天下商贾云集这一事实,似可推测宋代的徽商已在商业界有一定地位。[106]逮至明代,徽商已相当活跃。对此,万历《歙志》曾做过描画：“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而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荚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万历《休宁县志·风俗》则云：徽商“藉怀轻资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宇内”。康熙《徽州府志·风俗》亦云：“徽之富民尽家于义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至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据民国《歙县志·风土》载,徽商“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正因徽州人四出行贾,所以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所拥有的资本也是相当惊人的,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百万、千万者,不仅同时期的浙商难以与其匹敌,即使是同时期的西欧商人也难以望其项背。
山西富室甚于新安。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晋商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朝时期,山西商人的货币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整个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到了欧洲。与“无徽不成镇”的说法相类似,关于晋商,也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之类的说法。清顺治《云中郡志》云：“商贾俱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康熙皇帝曾说：“朕比年巡行七省,惟秦晋两地,民稍有充裕。”[107]这其中,对晋商的辉煌已开始有所感触。宁武府,“数十年前,虽富家,妻衣不过布素。自雍正中西北用兵,百姓贸迁货物与挟一技以往者,多饱囊归,争以其资悦妇人,比户相耀,于是披绮罗者几十五六矣”[108]。道光二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断言：“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咸丰时,惠亲王绵瑜称：“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夙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109]咸丰年间《军录》载,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在奏折中介绍晋中一带富庶之况,举例说：“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阖族家资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在山西,乔家、曹家、渠家、王家、常家,这些家族鼎盛时期家资都在千万两白银之上。而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也不过7000万两白银,即使在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税收总额也仅有9000万两白银。正因晋商有如此的辉煌成就,所以梁启超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夸于世界人之前。”[110]
无可否认,像徽州和山西一样,浙江历史上也是一个工商活动相对发达的区域,从而形成了悠久的民间工商文化传统,产生了主张发展工商的浙东事功学派。正如前述,在明清时期,浙江的杭州、宁波、绍兴、台州、温州、湖州、嘉兴、金华、衢州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对发达的集市贸易和手工业活动。然而,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舞台上唱主角的,却不是浙商,而是晋商和徽商。如明人所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浙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无法与徽商和晋商相提并论。即使是传统浙商的故乡,明清时期成大气候者也是晋商和徽商。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上谕中言：“夙闻之,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而徽商在浙江的影响要远甚于晋商。《见只编》记载了明代日本所需的中国商品,指出：“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111]饶州、湖州和松江等中国手工业品的重要产地正是徽商最为集中的区域。徽商在苏、松、杭、嘉、湖等地区的活动,早在宋代已见于记载,但徽商在这些地区的重要地位却是在明代嘉、万年间随着江南市镇的兴起而得以确立的。比如,太湖流域盛产湖丝的市镇,这些市镇均为徽商辐辏之地。据《嘉善县志》载：“昔之商贾,重去其乡,今亦间有远出者……然负重资牟重利者率多徽商,本土之人弗与焉。”[112]《杭州府志》说：“湖州货物所萃处,其市以湖州名。犹今钱塘江滨徽商登岸之所即谓之徽州塘也。”[113]《塘栖志》引明末胡元敬《塘栖风土记》云：“镇去武林关四十五里,长江之水一环汇焉。东至崇德五十四里,俱一水直达,而镇居其中,官肪运艘商旅之泊,日夜联络不绝,矻然巨镇也。材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114]
然而,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晋商和徽商的辉煌不再,而当代浙商则已经有“无浙不成商”的盛誉。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美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新投资者和生意人。浙江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的调查显示,早在2003年,在上海创业的浙江人已经有30多万,企业数已达5.7万家,注册资本900亿元,实际运作资本超过3000亿元。《新财富》杂志2003年4月号列出的国内媒体首份有关中国富人排行榜的400名富人中,有63位是浙江人,占了15.7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03中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了183家,几近于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二,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在营业收入总额前20强中,浙江占了半壁江山。据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蓝皮书》,在“最具竞争力中国民营企业”名单中,浙江企业占据了50强中的26席。据《2005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竞争力50强蓝皮书》,23家浙江企业进入50强。据第三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公布的“2005年浙江市场十大消费品消费者公认品牌调查名单”和“中国商品专业市场竞争力50强”——18家浙江市场入选,全部集中在前20位。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名列榜首,之后是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海宁皮革城、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嘉兴)、浙江颐高数码、浙江宝马汽配等。2003年全国百强县中,浙江67个县中30个县榜上有名。近年以来,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多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据全国工商联发布“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浙江共有134家民营企业入围,虽然数量比2015年的138家稍有下降,但总数依然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其中吉利控股集团及海亮集团入围500强的前20名,分列第12、13位。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自清末民国初徽商和晋商衰落以后,其大传统(如徽商和晋商的商业精神、经营理念、组织管理、心智素养等)已经被载入典籍并被学者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其作为特定群体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小传统(民间商业文化传统)则已逐步趋于消失。尤其是经过30年计划经济的实践,徽州和山西的民间商业文化传统,可以说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如一位山西学者所言：“晋商那种勇于开拓、敢闯世界的进取精神消磨殆尽,继之而来的是‘好出门不如歹在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的思想广为流布。”[115]当代的安徽经济和山西经济与徽商文化传统或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已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不是传统徽商经济和晋商经济的延续和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浙江的工商文化传统虽然也在30年计划经济实践过程中受到了急剧的冲击,但如前述已经表明的,今天的浙江经济发展与历史上的民间工商文化传统之间,却具有一种清晰的传承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当代浙江经济乃是传统工商经济自然演化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