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和住房政策

工人新村研究涉及的第三个领域是关于城市空间与住房政策。这里引述华揽洪在其著作《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8》中的观点。作为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作者是中国城市战后重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见证人。该书对1949―1978年中国城市在空间发展、住房政策、居住区规划、城市交通与环境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原则”进行归纳，提出中国城市改造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何在利用大型工业城市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时，避免过度的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病^[38]—这也是1949年以来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对策并不是简单的“反城市化”，而是推动一种“城市和郊区联合，工人和农民互助”的空间战略。^[39]这一战略体通过卫星城、工业区、工人新村，以及在工厂附近的菜园等具体项目得以落实。^[40]但遗憾的是，由于资金问题，这些项目大多没有实施。除建造工人新村以外，卫星城、新建工业区和菜园计划并没有真正地开展。^[41]

在城市住房政策方面，康（C.Kang）在其1966年的先锋著作中对1949年上海的经济状况、住房危机，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和私人业主的态度做了详细的分析，解释了战后旧房修缮和新房建造推迟实施的主要原因。^[42]卢端芳则强调经济匮乏对住房建设的决定性影响。由于缺少资金、材料和技术，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依赖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无法真正解决住房问题，甚至从长期来看还会加剧城市的住房危机。^[43]上海的城市住房问题也吸引了社会学家的关注。豪（C.Howe）发现上海公共住房的分配在不同职业和工作岗位之间存在不平等现象。^[44]陈映芳也认为，1949年以后的工人新村大多布置在城市边缘地区，与过去的棚户区一起加强了“边缘地带”的印象，而处于城市中心位置的依然是中产阶级住宅、商业和文化设施以及政府的办公机构。^[45]居住空间的地理分布能否成为解读社会分层的一个维度—这一社会学视角也引发了关于新村选址与新村工人身份建构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