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成因
（1）本地居民。新村移民化现象首先出现在新村工人家庭，他们的“移出”主要有三种原因。
首先是因为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改变。曹杨一村有着光辉的历史，那时的工人以住新村为荣，但是随着1980年代以来上海住房建设速度的加快，传统的工人社区无论是在房屋质量还是配套设施方面都明显落后了。尤其是近年来在新村周边大量出现的高档商品房小区更是造成居民巨大的心理落差。新村居民非常清楚，这样的住房条件目前在上海算是相当差的。不少居民认为，“混得好的都搬出去了，不会留在这种地方。”在他们看来，住房的改变是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能够在外面买了房子搬出去就肯定是“赚到钱了”。然而，实地调查显示，搬出去的居民中虽有一部分是通过做生意、炒股等方式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但也有不少经济条件下降的工人家庭流向更为恶劣的居住状态。可见，居住流动背后的社会流动并不总是上升的。
表6-4 曹杨一村44位受访者基本情况（2010年）
我是50年代新村第一批居民，在十多年的一线生产中，年年都是先进。1966年组织上培养我做了区里的干部，80年代初政府给我在徐汇区分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我就搬出去住了。（CY095）
1996年我下岗了，身体又不好，在家整整闲了十年。那时我的工资只有400多，老公也只有1000多，女儿在读书，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很紧张。2006年公公婆婆相继去世，我们就把房子租掉，在附近租了更小的一室户三个人挤，靠两边的差价赚点生活费。（CY034）
其次是因为家庭扩展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家庭生命周期与内部代际关系也是形成居住流动的内在原因。在一个有60年历史的工人社区中，住房面积狭小是无法更改的事实。随着家庭的扩大，人多房小的矛盾必然会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也迫使居民采用各种行动来改善居住状态。
我的5个孩子在60年代上山下乡的时候下去了4个，70年代末他们都回来后，住房就成了大问题。这里最多住过三家10口人，太挤了，我们就把楼上的屋顶打开，自己搭建了一层。但还是不够。最后是单位增配了两套一室户的房子，我的两个儿子才出去。（CY028）
最后是因为邻里纠纷。曹杨一村不像今天的商品房小区，关起门来就可以跟邻居不发生关系，老式工房是“三家合用一个厨房间”，邻里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强调集体生活的住宅设计在单位制社区中问题并不突出—但在今天本地与外来居民大量混居的情况下，缺乏私密性的设计往往会引发生活矛盾。
我出生在一村，在这儿生活了五十几年，搬出去也是没办法。老邻居都搬走了，新来的两家房客特别不讲卫生，厨房厕所给他们弄得脏死了，真的受不了。加上去年隔壁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我决心搬出去。（CY003）
留在村里的老居民，有些是上了年纪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有些虽然想搬，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走不了。
这里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我们年纪大了，这里周围毕竟我们都熟悉，新的地方也不习惯。我的几个孩子也都住在附近，走动起来便当一些，我们夫妻俩在这里混混算了。（CY039）
以前这里叫劳模村，很多劳模和区里干部都住在这儿，名气很响的。后来有了更好的房子，人家都搬出去了。你看周围这么多新房子，就这里还是破房子，全上海也不多了。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都出去了，年轻人也不要住在这里，房间太小没法成家的，我要有钱也早搬了。（CY063）
（2）外来居民。对外来居民而言，离开老家的理由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家乡穷，来上海找打工和赚钱的机会”。
我是安徽来的，我们那里年年发大水，地里的土豆也吃光了，大家都出去讨饭，我不愿意就自己一个人跑到上海来了。（CY077）
我老家在苏北农村。家里穷，父母两个人每年顶多赚一千多块，我们那里结婚起码要5万块，指望他们连媳妇都娶不上，我肯定要出来的。（CY065）
其次是“向往大城市生活方式”。
我们乡下的人都不种地了，都种够了！年轻人没人愿意待在乡下，都出来了。开始我跟表姐在镇上做服装生意，现在跟她一起到了上海。我喜欢在上海逛街、看电影，在乡下没意思。（CY044）
我在乡下读书的那会儿，周围的同学都很向往上海，那时能来一次上海，开心得不得了。毕业的时候正好有家上海服装厂招工，我就报名过来了。（CY082）
对于来上海以后为什么选择曹杨一村，大部分外来居民的回答是“工作好找”和“房租便宜”。
这儿房子一般，不过是附近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做小买卖的，人多生意才好做。隔壁住的几个都是在这打工的，餐馆、医院、发廊，什么地方都有。房租便宜啊，条件差点我们外地人也无所谓。（CY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