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曹杨新村的总规划师汪定曾先生认为，早期新村选址“单纯以靠近工业区为原则，而忽视了与城市的关系”[25]。公共交通的滞后与服务设施的匮乏也体现了新村建设不是一个住宅发展计划，它以工业生产而非生活服务为导向，它的布局和规模主要取决于工业发展计划。远离市区的新村工人不得不依赖于厂区的服务设施。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的靠近，方便了工人上下班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休闲、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先生产后生活”“以厂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新村中十分普遍。此外，以曹杨为代表的第一代新村工人大多是国营企业的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他们在家庭出身、工作单位、经济收入和政治身份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其居住状态也具有典型的单位制特征：房屋产权归国家所有，由单位分配使用，居民每月交纳低额的房租，房屋的维修和管理由房管所统一安排。可以说，新村在居民构成、生活方式和社区管理等方面具有浓厚的单位制色彩，新村实质上是单位制在居住地的一种延伸。
社会群体是“一些个体的集合，这些集合成员都认为自己具有相同的社会属性，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认同，对于群体的自我评价也相当一致。”[26]曹杨新村第一代居民是如何形成“新村工人”这一社会身份的？通过新村档案和口述史调查发现，“新村工人”并不是一种现成的、直接“获得”的社会身份，而是通过不同方式逐步“建构”起来的。社会身份一旦建构，它也会反作用于个体，并影响个体与家庭的行动策略。曹杨新村居民的身份建构是通过三种途径实现的：国家赋予、社会宣传和自我认同。国家和单位通过制定住房分配规则对居民进行严格的筛选，使他们的社会特征高度同质；通过频繁的外事活动和媒体宣传，塑造并不断强化了新村生活在大众印象中积极向上的形象；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家、社会的认可也让居民对“新村工人”身份产生了高度的自我认同。通过这些过程，工人新村成为毛泽东时代工人身份建构的重要方式。
此外，从曹杨新村居民的访谈中发现，特征化的空间元素不仅有助于居民识别和记忆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空间成为新村工人自我标识社会身份的物质载体。正是通过与过去的生活环境（棚户区）和与其他住房类型（里弄）居住条件的比较，新村工人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空间身份”，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新村工人的身份认同。
【注释】
[1]Roux，1993；Perry，1993
[2]此处的“国家赋予”，指国家通过政府和单位两种形式，以及特定的住房分配制度，赋予新村工人社会身份的过程。
[3]单位级别与其所有制性质有关，如全民所有制企业高于集体所制企业，后者又高于私营企业；级别还与单位类型有关，国家建设的急需行业（钢铁、纺织、冶金）要高于一般行业。此外，就住房分配来说，级别与单位规模也有一定的关系，职工人数多的大厂要高于人数少的小厂。
[4]Barnett，1966
[5]Bray，2005
[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1402
[7]宣传效果始终是新村住房分配工作的重点。为了让更多的企业了解新村计划并动员他们参与住房建设，早期新村住房分配采取“广撒网”的方式，即住房数量虽然有限，但住房分配要涉及尽量多的单位。比如曹杨一村1002家住户来自217个厂。每个厂平均只能分到四五套住房，而涉及分配企业数量却占到3区25人以上企业总数的67.3%。由于每个单位都需家属委员会，最初的曹杨一村竟出现100多个家属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46-1-89-1）
[8]上海市档案馆档案，Q193-4-668
[9]评选委员会有党代表、工会主席、团代表、工会生产、工会生活、工会劳动保险各1人，车间主席7人，前纺、后纺、加工、织布车间的老工人各1人，共17人组成。（上海市档案馆档案，Q193-4-668）
[1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Q193-4-668
[11]1958年上海市民的平均家庭规模为6.7人/户，老工人家庭规模更大。（汪定曾，1959：13-16）
[12]上海市档案馆档案，Q193-4-668
[13]1956年上海市纺织和冶金企业八级技工的工资水平分别为102.5元和123元。（《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497）
[14]滚地龙，指用毛竹和芦苇搭起的人字形或半圆形低矮窝棚，是棚户区中最为常见、条件最为艰苦的一种住房形式，多为贫困人口和流民的住所。
[15]“为了政治上的效果和典型示范的性质，房租价格应当照顾工人生活负担能力，而不应当以一般市民房租考虑……如果房管处认为房租收入实在太少，可用管理费用的名义向华东纺织局，华东工业部和私营资本家按月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辅助工人房租之不足，如此既不影响工人工资，又减少了他们的开支。”（上海档案馆档案B1-2-1402，1952）
[16]《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1994：409
[17]三开一抽，“三开”指自来水、电灯、煤气三个开关，“一抽”指抽水马桶。
[18]周而复，2004：148
[19]Walder，1986
[20]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将职工分为早、中、夜三个班。在实行“正顺序倒班”的情况下，职工由早班调中班，由中班调夜班，如此反复轮换，“逆顺序倒班”则反之。
[21]那摩温，英语“number one”的音译，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旧上海的外资买办企业里，指工厂里的工头。
[22]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因战事影响而出逃的难民划定了救济区，并设置难民总站，下设分站与难民招待所。
[23]在1949年后，“出身”指家长尤其是父亲从事的职业。例如干部、军人、职工子女，凡是随其父母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其父母的革命职业填写；地主、富农、贫农出身的农民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则为农民。
[24]曹杨新村用工厂常见的“工区”概念来命名各“村”以下的居住单元（即街坊群或建筑群）。比如曹杨一村有一～四4个工区，这一叫法沿用至今。
[25]汪定曾，1956：1-15
[26]Tajfel et al.，197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