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与职工下岗（1990年代）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新村知青陆陆续续返回上海，面对就业、住房和子女教育的压力，他们通过家人、同学、朋友，甚至知青伙伴的帮助逐步解决了这些困难。然而19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将新村二代居民推向困境。

国企改革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企业内部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首先，计划经济和财政不独立影响了国企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每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利润上缴和留存比例等都由上级部门统一安排，与市场需求无关—企业在生产和革新方面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其次，冗员造成国企效率低下。195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单位，而是集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于一身的多功能单位。新中国人口增长很快，工厂却增加不多，为了吸纳更多的城市青年就业，政府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的办法，车间一份工作往往设置三个岗位，加上管理部门人员多，影响了生产效率。1970年代末大量知青返城，政府甚至要求单位采用包干制，负责解决本单位职工知青子女的就业问题—这使得冗员更加严重。而且大部分知青不具备必要的技术和生产经验，企业生产必然受到影响。

面对国企的严峻问题，1992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对国企采取了“关、停、并、转”^[7]的改革办法。虽然各企业具体情况不同，但对新村居民来说，改革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职工下岗。下岗与下乡一样，也是带有强制性的国家行为，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次，不仅是回沪知青，连那些没有下乡的二代居民也没能躲过下岗的命运。

我1967年分配到公交公司，当时也是国企，还不错，进去工资就是36块。开始当售票员，3年以后做科室干部。我1996年下岗了，当时单位里以裁减科室为由，让我们45岁以上的职工全部强制性提前退休，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说退就退了。（CY001）

根据单位条件的不同，新村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多的有500～600元/月，少的只有200～300元/月。2000年以后，市政府将最低收入提高到800元/月，2010年又增加到1000元/月，困难家庭还可以申请400元/月的保障金。然而这些收入对于上海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是微不足道的。1990年代末的医疗和教育改革后，个人需部分负担原本由单位和国家支付的费用，很多工人家庭的医疗开支相当大，子女上学也需要贷款或申请助学金。一旦遇到孩子结婚用房，更是捉襟见肘，新村工人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

过去我爸妈都是工人，他们两个的工资可以养活我们8个孩子，虽然也不算富裕，但生活还是绰绰有余。我跟老婆都是工人，她下岗后工资800元，我1000元。我现在在外面还有份工作，我们全家每月的收入也就不到3000元。我女儿现在读大学，每年学费、食宿、书本、交通、通讯等各种开销要2万元，平均每个月1700元。剩下的1000多元，我们三个人吃饭是勉强够的，但家里不能有人生病，不能有人结婚。（CY083）

我跟老婆身体都不好，是1992年第一批下岗的。1998年正式办的病退（因病退休），工资每人只有800多。女儿有严重残疾，16岁以后残联每月给她1500元，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的月收入是3000元。现在大医院都太远太贵，我们只能去地段医院，劳动局给我们报销50%医药费。即使这样，我们三个人每年的医药费最少也要五六千。所以我们生活费蛮紧张的，我都等菜场收摊后去捡人家不要的水果蔬菜。（CY014）

大部分新村二代工人下岗时都有正在就学的子女，为了缴纳学费，他们须以50多岁的年龄再就业。但由于年纪大、文化水平有限、习惯“吃大锅饭”^[8]，下岗工人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很难被市场上的新公司聘用。虽然区政府和街道也组织了各种职业培训（再就业工程），但他们大多仍从事安保、家政、保洁等工作。当家中因子女教育或结婚需要钱时，他们会同时打几份工。一些健康欠佳的下岗工人只能依靠父母或向亲戚借钱度日。

下岗的日子里，我做过保姆，给一家有小孩的夫妇做家务。看孩子，还教一点小学功课，每小时才5块钱。遇上房间大的人家，每天要打扫，洗啊擦啊，从早做到晚，很累的。每天我都是给东家先做好饭，再回去做自己家的饭。（CY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