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历史和社会的双重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46年的工人新村建设是如何嵌入上海城市发展之中的。面对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多元、异质的“上海工人”群体，政府希望通过新村模式来塑造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和创造新的生活空间（新村），并实现“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政治意愿。然而，受工业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46年的新村建造过程呈现出“非连续性”特征。这种“非连续性”体现了人民政府在“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工业化与住房建设”等城市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空间在“社会主义化”过程中特有的地方性规律。大规模建造的工人新村没能彻底解决工人阶级的居住困难，但它对上海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却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注释】
[1]外国移民对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1934—1945年间，上海有各国外籍居民57 607人，占当时上海人口总数的6.4%），更体现在这些移民在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解放日报社编委会，1950；白吉尔，2005）
[2]改造的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城市”。受苏联影响，新政权认为社会主义城市应当具备几个特点：在政治上依靠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方面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建立依托单位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城乡关系方面，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积极发展内陆和农村地区，消除城乡差别。
[3]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1991a，1991b）
[4]1949年上海有各类工人98万余人，占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0%。新政府意识到，工人阶级将是上海、乃至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最重要的社会力量。（Perry，1993：17）
[5]考虑到上海在政治上的复杂性，以及在战后国家经济重建中不可替代的作用，1949年的人民政府对上海采用了较为温和的改造政策，即利用统一战线来恢复生产潜力（没有马上消灭资本家阶级，而是号召私人业主继续管理其所在的领域，为新政府服务），允许社会和政治方面存在某些偏差，例如允许教会和教育机构、甚至里弄保甲人员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履行其职责。（白吉尔，2005：298-321）
[6]白吉尔，2005：319
[7]这些空间发展计划主要包括对已有城市空间的改造和新空间的拓展两部分内容：①以棚户区计划为代表的城市改造运动，因为财政和物资的原因迟迟得不到实施，1958年以后，大规模的棚户区工程基本停顿下来；②对于新空间的拓展，1950年代上海开始的城市拓展主要有“结合工业区外迁的卫星城计划”和“工人新村的建造”两个内容。而“卫星城的建设由于财政条件的限制在1980年代之前一直十分缓慢”。（陈映芳，2012：113-142；程若望，2004：366-397）
[8]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未能进入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和法租界，上述区域形成了四周皆为沦陷区的“孤岛”状态。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9]《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78-82
[10]为防止国民党当局对工厂的破坏，上海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厂的行动。
[11]Roux，1995a：17
[12]929年上海的工厂工人有223 650名，其中56%为妇女，9.2%为儿童。在纺织厂，有78.6%的妇女和儿童。这一比例在丝织厂为96.5%，在烟草和火柴厂为69%。（Roux，1993：17-18）
[13]Roux，1993：19
[14]丁日初，1994：676
[15]《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92
[16]对同乡的偏好一直是1949年以前上海工人就业市场的主要特征。这是因为，外省农民进城务工主要靠同乡提供招工信息，工厂负责招工的工头也倾向于招募同乡，同乡关系既方便管理，也有助于工头在厂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很多企业主出于对地缘文化的信任，也愿意为同乡提供就业机会。例如1918年厚生纱厂的1000名工人主要来自于三位合伙人（穆藕初、薛宝润、贝润生）的家乡：浦东、江阴、苏州。申新纺织厂2200名员工绝大部分来自无锡——那是企业创办人荣氏家族的发家地。
[17]据1930年资料，产业工人中租房的比例超过90%。（《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92）
[18]946年上海的印刷厂工人工资为1.18元/天，机器厂工人0.83元/天，纺织厂工人只有0.45元/天。（《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152-155）
[19]1931—1937年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4～15元/月，而每人每月的基本开销要10元。对一个拥有4～5口人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平均家庭规模为4.7人），一份工资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妇女和孩子们都去工作，还是免不了借债度日的结果，而遇上战争造成的物价飞涨更是雪上加霜。（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3）
[20]张剑，1997：81-89
[21]例如曹家渡230户中，62.6%的工人家庭只住1间房或不到1间，每间平均3.29人。（《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157-160）
[22]据1937年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全市共有棚户5万余户。抗战胜利后至上海解放前夕，200户以上的棚户区有322处，占地1109万平方米，棚户简屋20万间、居民115万人。（《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127）
[23]20世纪20—30年代，鉴于低收入居民聚居的棚户区存在卫生、安全和影响市容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开始了平民住房的建设，前后兴建了3个平民住所和4个平民村，满足了一部分草棚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
[24]《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135-137
[25]《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142
[26]1949年全市市区职工人数为98.17万人，1952年为141.38万人，1957年较1952年又增加了70万职工，平均每年增加14万人，1959年职工人数为267.54万人，比1949年增加1.7倍。随着行政区的扩大，1960年的职工人数达到285.95万人。见：《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347
[27]战后上海居民的居住条件十分困难，尤其是住在棚户区的工人阶级。“用几根棍子，几卷油毛毡，很容易就能搭建一间小屋……家里没什么大家具，一张方桌，几条板凳，几块砖架起几块铺板，就算有个家了。以前用井水，50年代后一个棚户小区中配备一两个水龙头，家家户户自备水缸从‘给水站’打水。住房质量很差，墙是泥墙，地是泥地，区内路也是泥路，每逢下雨就泥泞不堪。屋顶由于是油毛毡加上稻草盖的，一到刮风下雨，屋子里就‘水漫金山’，老人孩子只能蜷缩在床上。遇上这样的季节，工人们白天上班不得安心，晚上睡觉不得安宁。”（袁进等，2008：40）
[28]正如毛泽东在1934年的一篇报告中讲到：“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1983：12）
[29]丁桂节，2007：23-24
[30]李祥瑞，2006：69-71
[31]1958年，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理想和他早年一度设想的“新村”有可能实现。8月在谈到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李祥瑞，2006：69-71）
[32]迈斯纳，2005：27-70
[33]程若望，2004：366-397
[34]949年新政府接管上海，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对上海的人口构成进行了三类划分：基本人口（指工业、港口、铁路等产业职工和专科以上的学生）、服务人口（指机关、团体、贸易企业工作人员、商业服务行业、市政公用事业职工以及自由职业者等）、被抚养人口（指依靠他人抚养者）。
[35]《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1999：89-102，522
[36]对于共产党干部和农村士兵，大城市里存在着党的纲领中所批判的一切：资本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的狂妄和世界文化的衍生物。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说：“上海是寄生虫的城市，是罪犯和难民的城市，也是冒险家的乐园。”他建议要把500万城市人口的一半迁移到中原地区。（白吉尔，2005：298-321）
[37]从1950到1979年间，上海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超过了上海自身市政预算收入的13倍，一般是将税收的87%上缴国家。（白吉尔，2005：298-321）
[38]为履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政治承诺，上海市人民政府从1951年开始实施工人新村建设计划。第一个试点项目——曹杨新村，建造住房1002套（简称“1002户”），成为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
[39]继“1002户”后，上海于1953年始在沪西、沪东和沪南工厂区附近的九个基地中建造工人住宅（含凤城、鞍山、日晖、玉田、志丹等9个工人新村），共计2000个单元，每单元可住10户，共计二万套住房，解决了10万工人的居住问题。
[40]《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145
[41]袁进等，2008：40-42
[42]白吉尔，2005：320
[43]指自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发生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19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三线地区的投入逐渐减少。1980年代以后，大量三线企业倒闭关停，部分企业则成功转型，继续成为当地的工业支柱。
[44]白吉尔，2005：321
[4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彻，国家对上海市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1976年执行财政部《关于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通知（草稿）》的规定，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固定留成加超收分成”的管理体制。即每年根据财政部核定的收入指标总额和支出指标总额，分别确定中央和上海市的分成比例，实行总额分成。财政收入超收部分，上海市可按30%的比例分成。1979年以后提高到50%，地方财政支出如有结余，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留归地方使用；每年给上海市固定留成15亿元，1983年以后增加到3亿元，以增加地方的机动财力。从1978年开始，将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车辆使用牌照税作为上海市的固定收入；从1980年开始，根据财政部的规定，逐年拨给上海市一笔城市建设维护费。（《上海财政税务志》编纂委员会，1995：237，242）
[46]上海在1979年创建了生产资料交易市场，1980年在44家企业里率先试行了“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以税代利的办法。到1982年为止，上海市经委和建委系统所属的11个主要工业局1839个企业都试行了利润留成制度。1984年10月，中共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的论断后，上海又拟定了“扩权十二条”，尝试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6年底，上海试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由3年前的61家迅速扩充至1000多家。1987年试点从集体小企业推进到465家大中型企业，年底上海共有1732家国企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1990年代初的企业股份制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孙会岩等，2011：15-18）
[47]1970年代末，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在份额分别是33.5%，19.3%和47.2%，到19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变为18.7%，28%和53.3%，经过各种转移支付后，同期的最终收入分配比例则调增为22.6%，10.6%和66.8%。（吕俊华等，2003：194-195）
[48]《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1997：536-541
[49]《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143
[50]1979—1995年，上海新建工人新村185个，建筑面积1466万平方米，而这一时期的新建住宅总量为6850万平方米，工人新村仅占20%。（《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147，332）
[51]1980年单位建房投资已占到全市新建住房投资的54.8%，1985年这一比率上升到69.6%，到1990年上升到78.6%。（《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