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本书结语部分对半个多世纪上海工人新村的历史、社会进程以及空间演变的主要特点进行总结，着重探讨三个议题：新村工人社会身份的建构，国家/单位与工人新村关系的演变，以及新村空间在这两个进程中的作用。最后，沿着历史、社会、空间三条路径，对最近的新村研究进行简要的梳理并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书主要结论
1950年代以来的工人新村，通过住房分配、社会宣传和自我认同，成功的塑造出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新村工人。然而，继承这种身份的二代工人却在1960年代上山下乡、1970年代末返城、1990年代国企改革中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与外来务工人员一同成为了困难社区里的居民。
从新村的投资、建造、分配、管理以及居委会组织的建立，“国家/单位”在新村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始终产生着重要影响。虽然1990年代末以来，随着单位解体和工人下岗，国家/单位在“工作地”和“居住地”两个层面对新村工人的管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出，但在回归社区的大潮中，国家依然通过居委会继续为工人新村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对于改善居住条件的唯一希望—改造动迁，居民们一直在等待政府的行动。然而“纪念地”的设立却为这种希望蒙上了阴影。
新村空间一方面通过独特的空间意象帮助劳模工人形成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国家/单位也通过新村选址、街区规划和标准化户型设计等不同尺度的空间安排，对新村工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管理。住房成为不同时期新村工人（劳动模范、返城知青、困难社区居民）与国家/单位联系的重要纽带，新村依然是确立“国家/单位―工人”关系的重要方式。
上海工人新村的历史、社会进程以及空间演变
工人新村是1949―1995年上海的一段社会史。首先，新村建设是对战后住房短缺的回应。受苏联模式影响，1949年的上海提出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比重，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型城市。工人数量的持续增长造成了城市住房的严重短缺—新村建设成为缓解战后住房短缺和保障工业生产的重要举措。其次，新村建设是一种政治意愿。战后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政府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为工人建新村—来履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政治承诺。工人住宅不再是单纯的市政建设，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再次，新村建设还是一种社会思潮。在“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理念指引下，工人新村实际上是从生活和生产两方面对居民进行改造的一种社会实验。然而，“内地优于沿海”“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工业化政策长期限制了对上海的财政投入。地方政府推行的“重生产轻生活”、以牺牲居民需求来追求快速工业化的经济政策，也使得除1952―1954年和1957―1958年的两次短暂的建设高潮之外，住宅等非生产领域投资在前30年间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新村的建设出现明显的“非连续性”特征。尽管人民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工人住房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文革”以后，上海城市住房的建设逐渐恢复，但工人新村已不再是新建住房的主体。随着19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单位解体以及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启动，工人新村逐渐退出城市新建住房市场。
工人新村是1949年以来上海社会重建的手段和组成部分。从宏观层面看，工人新村不仅是一种居住类型，也是一种生产制度、治理手段和生活方式。通过新村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房体系（投资、建造、分配、管理）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居民委员会），在“国家/单位―工人”关系的确立过程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从微观层面看，新村工人也是一种社会身份。国家和单位通过特定的住房分配制度对居民进行严格的筛选；社会通过频繁的外事活动和媒体宣传，塑造并不断加强着新村生活积极向上的大众印象；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家、社会的认可也让居民对“新村工人”身份高度认同。即使面对1990年代末以来的国企改革和移民化冲击，新村依然在调整和建构二代工人的社会身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换言之，工人新村是毛泽东时代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与毛泽东时代后的“新村知青”“下岗工人”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方式。
工人新村是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样本。作为战后三十年“具有实质意义的空间拓展”，工人新村对上海城市的空间与社会建构影响深远。首先，受“先生产后生活”的工业化政策的影响，新村选择“就近工业区、远离市区”的选址方便上下班的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工人“以厂为家”的生活方式；其次，从邻里单位到居住区理论，工人新村规划逐渐将住区的空间等级与行政管理等级建立起对应关系，并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千人指标，把计划经济和基层社会管理的目标结合起来；最后，通过新村建设来推广标准化户型，在加快建设速度、降低造价的同时，也促进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
从新村工人到困难社区居民
本书属于社区研究，但却触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上海工人阶级的身份建构。无论是裴宜理（E.Perry）还是鲁林，两位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学者都认为1949年以前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值得质疑的概念。本书无意对这一讨论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将问题意识置于新的语境下审视：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人民当家做主后，工人是否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否有共同的身份认同？通过新村研究，本书提出了“新村工人”的概念，指1949―1995年间国营企业中通过单位分配获得新村住房的工人群体。在曹杨新村的个案研究中发现，这些住进新村的国企工人通过国家赋予、社会宣传、自我认同等方式，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他们在职业、经济条件、政治信仰、生活方式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身份认同让这些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为代表的新村工人形成了独特的行为准则：在单位，他们对组织忠诚、吃苦耐劳、不计报酬；在新村，他们自觉维护模范社区的新秩序。
新村二代虽然通过“子女顶替”的政策获得工人职位，然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新村工人”的光环却一去不复还。国家/单位的突然撤出、社会关注的消失、自我认同的危机都让二代新村工人产生了严重的身份焦虑。他们至今难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继承父辈的工作，却无法继承父辈的社会身份？在产业转型和新一轮的城市大开发背景下，新村居民被迫与外来移民分享工人新村—一个过去的模范社区，今天的困难社区。聚居在新村的下岗工人和外来农民工遂成为“新村工人”新的社会身份。
更糟糕的是，在模范社区被列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纪念地”后，新村居民改善生活的唯一希望破灭了。过去的荣耀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绊脚石”—这不能不令人反思。
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
工人新村显然是处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中。国家与社会（本书中更多是国家/单位与新村）关系的确定与调整是贯穿各章节的核心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单位”与“居民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人民政府在工厂企业和工人新村分别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单位为职工提供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职工则在工作安排、职务晋升、岗位调动等方面完全接受单位的领导（见第四章住房分配与第五章职业流动）。而居委会为新村居民提供治保、卫生、调解、民政等日常生活服务，居民则自觉接受居委会的组织和动员（见第五章的知青动员）。然而，1990年代末以来的去工业化、国企改革、单位制解体，以及随着住房私有化改革出现的业委会、物业公司等新的基层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单位”在新村工人生活空间中的“撤出”。面对新村工人在就业、社会福利方面的巨大困境和身份焦虑，国家正试图通过新的制度建设—回归社区（单位制转向社区制）、旧城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再就业培训（如“4050”工程[1]）、文化遗产保护（如列遗产清单、建造村史馆）等—来重新确立新村工人与国家的关系。
从住区空间到社会空间
工人新村既是空间也是社会现象。在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新村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会空间。哈布瓦赫（M.Halbwachs）认为，任何社会关系、组织和机构都具有空间形态—这是由人群和空间环境的基本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社会关系对空间具有形塑作用。就像我们走在各种道路上，“总可以看到先驱者、开辟者的足迹，可以找到当年建造时使用过的工具的留痕……所有物质层面上的东西无不与社会关联着，阐释着先前与现在的风俗习惯”。其次，空间形态的变化也会导致社会关系的调整。“物质形态的简单变化：疆域扩大、组成部分数量增加、密度增加和构成多样化，会直接影响更专业和精细的社会分工。因为，在一个紧密联系的集体中（城市环境），空间越有限，人们就越容易频繁地从一个领域达到另一个领域，他们的视野也因此更加开阔，需求更加多样。”[2]
工人新村的研究再次证实了空间形态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新村选址、住区规划和户型设计并不是单纯的工程问题，其空间特征都可以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中找到成因；而新村的空间形态一旦形成，它对地区发展、社会治理、更新政策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当然，最直接的是对新村工人社会身份建构的促进作用。工人新村不仅是计划经济时代和其后社会转型期“国家/单位―工人”关系的空间载体，它还通过新村工人的日常生活和空间实践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新的社会关系。
进一步的讨论
本书的新村叙事止于2010年，这既是调研结束的时间，也是工人新村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得到统一维修的时间（新村一向有“十年大修”的传统，但这次“大修”却引发了居民对于新村何去何从的激烈讨论）。从1949年到2010年，以曹杨为代表的第一代上海工人新村的发生、发展、停滞、衰败以及更新过程已经得到完整的展现。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仅仅是本书调研结束的时间，新村生活还在继续，新村历史也在延续。近年来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对于工人新村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规划实施了不少更新项目，如 2013年建成开放的曹杨新村村史馆、2015年列入的上海首批城市更新试点项目、2016年列入的“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等。但这些项目尚未对新村生活产生实质影响，亦不影响本书的基本结论。
工人新村建设的高潮已过，但新村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依然存在并产生持续的影响。对于建设者、居民和大众，新村是一种可贵的尝试、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一段珍贵的集体记忆。新村研究刚刚起步，本书不仅要回顾历史，更要面向未来，新村的未来仍然可期！
令人欣喜的是，沿着历史、社会、空间三条路径，工人新村研究的新成果正不断涌现。[3]相信在新的城市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下，工人新村和新村工人都将受到更多学科的关注，研究视角也会更为多元。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工人新村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注释】
[1]“4050”工程是上海市政府促进困难群体就业的一项重要措施，旨在为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协保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度身定制就业岗位，以市场化、社会化的运作机制，促进其就业。
[2]哈布瓦赫，2005：6-12
[3]历史视角有建国初期全国范围的新村现象及其背景（王瑞芳，2015），执政党在新村政策中体现出的民生思想（黄啸，2015），民国模范劳工宿舍文明教化与自治（杨可，2016）；社会身份视角下有20世纪60―70年代的劳模制度（张婧，2007），1990年代新村工人的贫困化（杨辰，2012；王松杰，2011）；空间视角下有新村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变迁（宋从伟，2011），工人新村更新（温晓颖，2010），基于居民行为特征的新村低碳效应（王伟强，2015），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