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与“新村主义”

那么，什么是“新村”？为什么要选择“新村”的方式为工人阶级建造住房？实际上，新村不是1949年以后的新事物，新村理念早在五四时期就从日本介绍到中国知识界，并成为流行于新青年之间的一种思潮（图1-6和图1-7）。其本质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逐步建成社会主义。^[29]新村主义的美丽愿景，也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919年，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认为，现在的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是“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学生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造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消灭这种差别，他设想必须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新村还对全体成员每天的活动作了统一的安排，即“睡眠8小时；游憩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30]

图1-6　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中译本书封（1927年）

来源：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图1-7　《新村建设》书封（1930年）

来源：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因此，“新村”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模式，而是包含着对其中的“村民”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乌托邦实验。在毛泽东日后成为新中国领袖之后的许多政治措施，都能看到这种鲜明的“新村”情结。^[31]

工人与新村的并置还包含着一种奇妙的矛盾：“工人”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而“村”是中国传统的乡土聚落，“工人”与“村”这一看似矛盾的结合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迈斯纳（M.Meisner）认为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向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一种回归。^[32]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就提出，要让那些富有潜力的“革命人民”脱离城市的腐化生活，到革命力量聚集的农村中去。农村的落后经济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障碍，相反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即使在革命胜利的1949年后，“到农村去”的方法仍然强调城市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强调要使农村现代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则是以工人新村和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代表的“城市乡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