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1966―1976年）
上海从1955年开始组织城镇青年到上海郊区、江西、黑龙江、云南和新疆等农村地区接受农民教育，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运动初期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在上海读书的农村青年和大部分“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他们被认为是最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群体。1966年“文革”爆发，工人、干部家庭的子女也被要求下乡。1966―1967年上海有一半的初高中毕业生（22万多）被动员下乡，1968―1969年更是要求50.7万的毕业生（除有严重健康原因外）全部下乡。[1]此后下乡的人数有所减少，但到1978年“文革”结束前，仍有38.6万城市青年被动员下乡。据统计，50―70年代上海下乡青年人数达到127.7万人。[2]大多数新村二代居民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正值初、高中毕业，遂成为这一运动的亲历者。根据1975年曹杨一村的一份档案记录：1966―1975年，新村共有1150名青年下乡，占全村二代居民总数的83.7%，平均每个新村工人家庭有2个子女作为知青下乡。
下乡知青多是15～18岁的初、高中毕业生，运动中断了他们的中学教育，高等教育更无从谈起（1966―1976年大学停止招生）。不只是毕业生，当时的在读学生也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当他们发现即使努力学习也无法继续升学或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当工作时，就很难继续安心读书了。如果说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降低了新村的中学教育质量（出现大量设施简陋、没有足够合格师资力量的民办学校），那么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则彻底使新村青年失去接受高等文化教育的机会。
对新村青年的动员力量主要有学校、居委会和父母单位三方面。市政府首先成立“知青办”进驻学校，对毕业生进行连续的动员报告，号召他们要有革命的牺牲精神，要忠于毛主席。这种“革命激情”对于从未离开过上海的青年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家长们出于对政府的感激和信任，大多也支持国家的号召，唯一担心的是15～17岁的孩子能否适应边疆的独立生活。初期的动员工作相当顺利，但1958年以后，上海实行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离开城市下乡（插队落户）将失去城市户口以及依附于户籍上的种种医疗、保险和教育的权利，降级为农村集体户籍，这引起了家长的顾虑。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从下乡知青的家信中得知，农村的实际生活与宣传有相当的差距，犹豫不决的家庭越来越多。于是在后期的动员中，居委会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地谈话，为了说服甚至亲自为下乡青年做衣服、被子、鞋袜；针对个别不配合的家庭，居委会就联系家长所在的工作单位共同进行动员。在新村居委会和单位两方面的压力下，除了特殊困难原因，新村工人家庭的孩子们都陆陆续续下乡了。
青年下乡的去向主要有国营农场和农村插队落户两种。前者有少量固定工资，享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后者没有工资，每年根据庄稼收成按工分分配。国营农场离上海都很远（主要在内蒙古、新疆、黑龙江、云南等地），而插队落户的农村相对较近（大多在上海周边的省份或上海郊区）。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多选择农场，惧怕边远环境的就选择农村，尤其是上海郊区农村。[3]
我家当时条件差，共有八个孩子。听说去插队落户还要家里寄钱来，我决定还是去农场。当时除了特别艰苦的地方（比如大兴安岭）工资高一点（50多块），其他农场待遇都差不多。后来我去了嫩江农场（黑龙江）种地，每月除了伙食还能拿15块的工资。（CY008）
我姐姐下乡前，全家拿着地图铺在桌子上看。当时有三个去处，黑龙江、新疆和江西。看了地图我们才知道黑龙江和新疆离上海那么远，还是江西近一点。而且听说江西（主食）吃米，生活习惯也跟上海比较接近。（CY003）
不管是去农场还是插队落户，知青发现等待他们的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困苦。在农村，知青要在有限的饮食、居住、医疗条件下进行体力劳动。大部分知青没有种地经验，即使努力工作也挣不够自己的口粮，更别说工资。靠城市父母汇钱接济的情况十分普遍。住宿方面，知青们被安排到农民家或一些非居住用途的住房，如储藏室、工具房、仓库或祖庙，住宿条件普遍比当地农民要差。农场在这方面情况稍好一些，但边疆地广人稀又缺乏机械化工具，手工劳作的强度很大。由于食物的缺乏和长期高强度的劳动，很多不够强壮的知青健康情况不佳。加上农场缺少医疗资源，知青看病往往要去几十公里外的简陋医疗站，严重的疾病难以得到及时的治疗。因此，不少知青的身体都受到一定的损害，甚至留下后遗症。
1968年我初中毕业，赶上全国“一片红”。那时才16岁，没出过门，觉得跟同学一起坐火车去那么远的地方还挺好玩的。可到了漠河（黑龙江），我们都哭了，条件太差了，说好的知青宿舍一直没盖。五六个人一组住在当地农民家，吃饭在大队食堂。食堂也没什么好吃的，就是馒头，刚开始还有白面，后来是玉米面。我们从来没种过地，又没有任何机械工具，全靠人在田里用镰刀割。女孩（工作）一天算6个工分，每工分5.5分钱，一天3毛3。辛辛苦苦干一年，按照当年的小麦价格算下来我们还欠大队二十几块钱。（CY035）
我是从黑龙江农场回来的。刚去的时候十六七岁，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拼命卖力气种地。年轻人体力好，早上出去干活，天黑才回来，累了躺在湿湿的田埂上就睡着了。黑龙江多冷啊，时间一长，关节出了问题，又没有医生，腿就一瘸一拐的，到现在也没好。住得很简单，三十几个人住一个大通铺房间，每个铺之间用自己的行李箱隔开，关系好的就把箱子拿掉，并在一起。一个月吃一次大米，平时只能吃馍馍，烧饼算好的，有点油水。吃第一个窝窝头很香，第二个没感觉，第三个就要吐了。（CY040）
与物质缺乏并行的还有精神世界的贫乏，农村没有书籍、报纸、音乐、电影，这些在城里长大的青年人无法忍受农闲季节的无所事事。地方的民俗活动让知青觉得难以理解，本来要向农民学习的知青们却发现了农村的贫困和落后。想家是自然的，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是他们最期待的时刻。无论多远，他们都要回城里待几天，不仅是为了吃，更为了补充精神食粮。
我们女孩子都很想家。我在黑河农村（中苏边界），回上海的话先要先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到哈尔滨，再坐四天四夜火车到上海。车票是46元，我没钱买票，我爸就给我邮20块，我哥哥给我邮30块。没钱买吃的，路上就带三四袋干面包。过节人多的时候只有站票，上车就问有谁中途下车，一直站在人家旁边等着。看到有人上厕所，赶紧坐下来休息一会。我们经常在车上站几天几夜，没办法呀，就是为了能回上海待几天。（CY035）
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农村还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中强大的家族关系，在这种封闭式的社会网络中，作为外来者的知青，很难真正被当地农民接纳（除非与当地人结婚）。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与当地习俗有着很大的差别，农民们看不惯这些“城里人”的语言和服装，他们种地技能和农业常识的匮乏也经常被农民嘲笑。当知青与农民发生矛盾的时候，由于农民有着当地的家族网络关系，吃亏的往往是知青。况且，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中，知青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比农民还要低。这说明了为什么十几年的下乡生活仍然无法让知青产生归属感和融入当地的愿望。没有人不想着尽早回城里去，即使是那些已经跟当地人成亲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