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本章从城市、住区、户型三个尺度对曹杨新村展开空间分析，揭示出工业化政策、计划经济体制、基层社会治理和集体主义生活对新村空间规划的重要影响。首先，“就近工业区、远离市区”的选址原则显然受到“先生产后生活”的工业化政策的影响，方便上下班的同时，也有利于塑造“以厂为家”的社会主义工人生活方式；其次，从邻里单位到居住区理论，工人新村规划逐渐将“住区空间等级”与“行政管理等级”建立起对应关系，并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千人指标”，把计划经济和基层社会管理的目标结合起来；最后，在新村建设中推广标准化户型，可以加快建设速度、降低造价，促进集体主义生活。
国家权力与标准化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的城市规划原则体现了中央集权与现代工业化管理技术（尤其是泰勒制[37]）的结合。[38]而工人新村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和住宅单元的标准化设计，也让我们看到斯考特[39]提出的“国家的视角”，即面对复杂混乱的社会现实，国家总是希望通过制度或者空间的手段使之简单化、标准化和秩序化。[40]
对曹杨新村进行空间分析，不是为了抽象地描述新村的空间特征，而是把新村放到时代背景下，审视新村的建成环境是如何被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生产”出来。反之，新村物质空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促进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还在于它为新村工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物质载体。
【注释】
[1]Kang，1966：382-396
[2]Chan，1992：41-64
[3]这些原则包括发展理念和空间结构两方面内容。发展理念的原则有：城市主要功能是工业生产，行政及中地功能为次，尽量压制消费功能；以大量非自愿性的人口迁移（特别是由特大城市迁移至新建中小城市及农村）来控制特大城市发展，促进中小城市及西部城市开发，力求城市空间布局均衡；以户口及消费品配给制控制城市人口及其消费增长；以行政手段保障城市供给并促进城乡交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空间结构的原则有：核心地区多设置广场来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精神；市中心行政功能突出，商务中心功能衰落；城市采用组团布局，之间以绿带隔开；住宅采用自给自足的邻里概念，布局接近工作单位，特别是在近远郊新建的工业区；交通工具以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为主。（薛凤旋，2002：723-730）
[4]吕俊华等，2003：105-188
[5]《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1999：526
[6]《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144
[7]1955年波兰建筑师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时，在座谈会上指出，“关于居住区应靠近工业区或市区的问题，我想靠近市区比靠近工业区要好，因为靠近工业区，可能有大部分居民同附近的工厂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子女有可能在别的地点学习或工作，仍会感觉不便。同时这些住宅靠近工业区，反而使城市的公共福利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苏联城市建设的经验证明：设计人员在工业发达的各城市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正确选择居住的地面（用地），不要使它们脱离工业，同时还要使它们与城市发生有机的联系。目前曹杨新村的主要缺点，就是与市中心区联系较差。（汪定曾，1956：1-15）
[8]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叶，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苏州河畔（今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地）创办的一所全英文授课的高等学府，1952年解散。
[9]“CY×××”表示访谈录音编号，参见第183页附录A。
[10]《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1999：91-92
[11]汪定曾，1956：1-15
[12]《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151
[13]根据上海市政府的调查，“从19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这意味着，在1950年代初，一半的上海居民处于流动的状态。（张济顺，2004：178-188）
[14]“普陀区南英华里原始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的聚居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一批人，情况就日渐复杂，4个恶霸为首的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经常争斗，镇反时共逮捕51人，枪毙主要骨干5人，尚需处理的还有46人。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19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另一份关于八仙桥地区里弄的调查发现：“该弄共住839户……人口流动性很大，每天报进报出的约有20人左右……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的徒弟不少，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转为嫖客服务，阿飞在弄内为非作歹，赌风窃风都很盛。”（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2-64）
[15]陈映芳，2012：116
[16]陈映芳，2012：113-142
[17]华揽洪，2006：28-29
[18]“曹杨新村的总体规划不能否认是带有邻里单位思想的。”（汪定曾，1956：1-15）
[19]“在住宅的总体布局上，资本主义国家采取邻里单位的制度，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采用大街坊制度……这两者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每一个街坊是城市有机部分；而前者则和整个城市没有关系，这真是制度不同的反映。”（杨廷宝，1955：69）
[20]托聂夫，1958：23-30
[21]关于上海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行政组织形成过程，散见于诸多著作，如：王邦佐，2003；朱国民，2006：171-184。
[22]王硕克，1962：8-11
[23]汪定曾等，1962：6-13
[24]950年代上海公安户籍管理以“段”为单位。每个户籍段配备一名户籍民警；税务部门也设计了一套按照“小组—大组—段—片”的等级空间单位进行税收征稽的工作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每个区分成“征税片”。在每一片中，每15个邻近的公司形成一个“纳税小组”，5到7个小组形成一个“纳税大组”，2到4个大组形成一个“纳税段”。这样，所有的公司都包含在新体制中了。隐匿资产和收入情况因此变得更为困难。（朱文铁，2009：74-82）
[25]杨奎松，2007：111-137
[26]斯考特，2004：100-110
[27]Chisholm，1989：10
[28]在生活方面尽可能满足居民对户外游憩或家务活动等的需要。首先居住方式是一个集体的方式，院落的处理也是按公用原则来办的，因此除了保证最低限度的房间日照要求以外，在院落（家务院）大小上更根据它的公用性适当考虑到能够系统地安排各种游憩家务活动场地条件。（华揽洪，1957：16-33）
[29]这与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提出理想社区的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标准化的空间形式”可以促进集体化的生活，这一原则也被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大量采用。（Bray，2005：132，137）
[30]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后，中国城市中大量的职工家属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组织下，纷纷成立街道工厂和生产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31]曹洪涛，1990：76
[32]吕俊华等，2003：126
[33]Kang，1966：384
[34]供给制是1949年的中国对部分工作人员实行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供给范围包括个人的衣、食（分大、中、小灶）、住、行、学习等必需用品和一些零用津贴，还包括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子女的生活费、保育费等。这种制度起源于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实行的供给制集体生活，带有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性质。1952年对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统一增加津贴，津贴标准按工作职务和行政等级确定。1957年，供给制取消，但政府和事业单位中的行政等级和工厂企业的技术等级却保留下来，住房面积指标依然与这两个等级挂钩。
[35]D.Lu，2006
[36]陈映芳，2012：113-142
[37]泰勒制（Taylorism），20世纪初由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提出的一套科学管理方法。
[38]Bray，2005：81
[39]斯考特（J.C.Scott，1935—），美国政治学教授，关注近代国家里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特别是被支配的弱者的价值观和意义世界上。
[40]斯考特，2004：1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