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村的依附

如果说第一代工人对新村的归属感来自于对“新村工人”的身份认同，那么二代居民则更加看重新村60年形成的社区资源，尤其是在单位制解体和失去工作岗位之后，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二代工人只能依靠家庭和社区网络来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社区网络包括亲属、单位同事、邻里提供的生活帮助和就业信息，新村周边价格便宜的生活服务设施（菜场、餐馆、理发店、浴室等），以及1990年代后期在新村兴起的各种互助组织（如癌症协会、宗教团体）。对新村的依附阻碍了他们通过搬迁来改善生活条件，当然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高额的房价使得绝大部分居民只能留在新村，而那些离开的居民仍然在户籍和家庭关系方面与新村保持密切的联系。

与此同时，新村也成为单位制解体之后，政府对下岗工人进行管理和服务的唯一渠道。如前文所述，作为与“单位”平行的社会管理空间，50―70年代的新村主要通过居委会来对居民进行组织和动员：组织工人家属参加读书、读报、集体生产等活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街道工厂生产；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文革”结束以后，新村管理中的政治功能减弱，服务功能加强，居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回沪知青的就业和住房问题。1990年代后期的单位解体把大量的下岗职工推向社会，上海市政府提出了“社区建设”的口号，即把社区（居委会）作为救助下岗工人家庭的重要机构：回沪子女入学、救济金发放、再就业培训、联系用人单位、独居老人的照顾等都成为居委会新的职能—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人家庭对新村的依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