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在物质匮乏、城市建设缓慢的20世纪60―70年代，曹杨新村的演变更多是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而非空间拓展来实现的。本章通过梳理新村第二代居民上山下乡、返城、下岗的经历，详细考察了他们在动荡年代，因为下乡而失去城市身份，因为返城而家庭分离，因为就业、住房、子女教育问题而面临融入城市的困难，以及因为下岗而面临贫困的威胁—新村第二代工人一步步丧失了父辈们曾经令人尊敬的社会身份。但同时，国家与单位庇护的消失又促使新村工人重返社区与家庭生活，通过地方性资源的利用，在后单位制时期确立自己与国家和单位的全新关系。

【注释】

[1]《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552-558

[2]《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552-558

[3]虽然曹杨新村知青下乡的历史数据已难以获得，但上海市的情况可作为参考：1968—1978年间，全上海市1 112 952名知青中，有46%插队落户，53.8%选择去农场。（《上海计划志》编纂委员会，2001：340-341）

[4]潘鸣啸，2010：146

[5]《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2002：340-341

[6]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年，大学的率取率都非常低。比如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仅为4.9%；1978年报考人数610万，录取40万人，录取率为6.6%。（刘海峰，2012）

[7]关闭、停业、兼并、转产。指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中，对亏损的国有企业给予的不同整顿方式。

[8]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大锅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9]上海方言，意为开导、说教，此指进行思想教育。

[10]新村的顶楼居民把自己加建阁楼的做法称为“升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