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旧城改造（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它不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理解30年的经济奇迹、转型期的治国理念，以及解读国家、各级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权力关系的微观视角。围绕着曹杨一村保护与改造的讨论，我们看到城市大开发时期遗产保护意识的兴起。然而单纯以技术为导向、静态的遗产保护在客观上却造成曹杨一村错过了改造的机会，居民也失去改善生活条件的唯一机会。“纪念地”的光环并没能阻止新村空间与社会的双重衰败。新村工人认同新村的历史价值，也不希望承载着父辈荣耀和儿时记忆的模范村就这样一拆了之，但他们坚决反对工人新村的“博物馆化”，因为后者令他们的生活看不到改善的出路—这样的“纪念地”只能是一厢情愿。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两代新村工人的荣耀和困境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展现了在后单位时期，地方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新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策略，也构成理解今日新村现象的一把钥匙。
【注释】
[1]《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1998：332-333
[2]《上海住宅（1949—1990）》编辑部，1993：134
[3]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公安机关加盖蓝色印章而得名，2000年后渐被取消。
[4]根据上海房屋和土地管理局的统计，1998—2001年间有64 800套城市住房被非上海户籍居民购得，占这一时期住房销售的11%。（陈杰等，2007：106-116）
[5]上海市统计局，2011：338
[6]上海市统计局，2011：7
[7]郝前进等，2007：22-35；上海市统计局，2011：338
[8]国家要求银行提高购房贷款首付款比例，缩短分期付款时间。
[9]自1990年代开始，上海结合旧城改造和市政工程建设，在近远郊大规模建造保障房社区，二十年间共设立保障房基地46片，吸纳市区人口近300万。大型保障房社区在改善市民居住条件、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和推动新城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带来一定问题。首先，绝大部分的保障房社区选址偏远，居民入住率低，交通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加上社区周边缺少足够的就业岗位，居民定居意愿不强，居住流动和空置现象严重。其次，中等收入家庭的迁出造成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加上原址失地农民，保障房社区内低收入人群高度聚居，成为各类社会问题的滋生地。再次，“街道—居委会”系统（街居制）尚未覆盖城乡接合部，管理的真空给保障房社区的治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大型保障房社区空间与社会环境的恶化成为历次社会调研中居民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高向东，2003；上海市调查中心，2013）
[10]为愿意回迁的动迁居民设计的一种小户型廉价房。
[11]代志鹏，2009：41-61
[12]实际上，第一阶段采用的“回迁房与新建商品房混居”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回迁房居民收入普遍较低，生活习惯也与商品房居民不同。他们不注意公共卫生、习惯在单元楼道里堆放杂物、为了改善生活还常常将房屋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这不仅引起商品房居民的不满，给社区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也降低了整个社区的品质。于是在2001年8月新一轮的改造政策中，市政府不再要求开发商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回迁房。这样，改造后的高房价把绝大部分的动迁居民排斥出市区。
[13]在2000年以前，政府采取的动迁补偿办法是“实物安置”，即根据户籍人数，在原址或近郊补偿每人不少于12平方米安置面积（点人头），这保证了动迁居民基本的居住要求。从2001年《上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颁布开始，政府采取“货币化安置”的办法，即不考虑户籍人数，而是根据房屋面积、质量和区位等标准对旧房进行评估，根据评估值给予货币补偿，即“数砖头”的方式。新方法避免了人口高密度地区动迁中的家庭纠纷，也间接地刺激了市区二手房交易和郊区配套商品房市场。
[14]上海市区的高层建筑在1990年有739栋，到1999年已增加到3185栋（还有1000栋在建）。上海在2000年是全世界拥有高层建筑最多的城市。
[15]冯纪忠等，1987：44
[16]其中12个位于中心城区，约27平方公里，约占1949年上海老城区面积的三分之一。32个位于郊区，约14平方公里，涉及郊区九区一县。
[17]朱大可，2003：80
[18]根据曹杨一村居委会档案，2009年居委会调解的16起邻里纠纷中有12起是由于住房问题引起。
[19]居委会统计中将四类人群定义为“困难户”：残疾、无业、孤寡老人、刑满释放人员。
[20]007年上海全市总户数499.54万，其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有21.05万户，占全市总户数的4.2%。（上海市统计局，2008：463）
[21]指“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优化第二产业，稳步发展第一产业”。
[22]2009—2010年间，先后有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几所重点高校参与改造方案的讨论。
[23]以曹杨一村为例，居委会的书记、主任和五名工作人员全部是1990年代下岗的工人，年纪在40～45岁，受过中等教育，大部分是党员，有知青经历。
[24]普陀区规划局访谈纪要（2010-04-09）
[25]因为如果某区的改造计划被市政府批准，那么按照规定，该区的房产是无法交易的，户籍也将被冻结无法修改（防止为得到更多补偿而增加户籍人数），居民通过这个办法来打探改造计划是否已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