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深感震惊和不安。《时代》杂志将这一事件称为“笑里藏刀 的预谋犯罪”，反映了当时美国民众普遍的情绪。“数 以万计”毫无防备的、仍沉睡梦乡的美国人被粗暴地惊 醒了，大声叫嚣着“这些黄皮肤的杂种！”。美国人在 惊讶愤怒于日本空军如何横跨太平洋成功发动偷袭的同 时，强烈要求采取报复行动。在弗吉尼亚诺福克的新兵 征募中心，第一个前来报名的人宣称：“我要让这些日 本佬尝尝我的拳头！”在华盛顿，一位盲目的爱国者由 于无法在日本佬身上出气感到沮丧，于是砍倒了华盛顿 潮汐蓄水港沿岸的四棵日本樱花树泄恨。在田纳西首府 纳什维尔，据说当地资源保护部否决了一项申请，该申请要求颁发６00万个价值2美元的捕猎“日本佬”的许可证。资源保护部对该项否决解释说：“捕猎‘日本佬’开放限制，无需 证件。”太平洋战争释放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种族仇恨，这种仇 恨有时近乎于种族灭绝，持续存在于冲突的全过程。

美国人在发动这场“残酷战争”的时候，受到了此前既有 的“黄祸论”的影响——美国的日本移民勤俭、善于模仿、精 明。日本佬被描述成不可被同化、只靠米饭就能生存、对欧美工 人及农民的生计存在破坏威胁的民族。许多美国人认为“日本 佬”让人琢磨不透，他们用卑鄙的手段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而珍珠港偷袭事件使得美国人确信日本人的确是一个绝无仅有、 奸诈狡猾的民族。由于太多的美国人都认为这种阴险奸诈是日本 人固有的民族特性，以至于日本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也像国内的日本人一样被归类为美国的敌人。美国联邦政府以军事

需要这一虚假偏执的借口为由，将整个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包括婴儿、孩童、少年还有成年人——都作为潜在的破坏者集中 拘禁起来。

二战接近尾声时，《时代》、《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 利·卢斯说：“美国人不得不学着仇恨德国人，但对日本佬的 仇恨却来得很自然——就像曾经与印第安人斗争时的仇恨一样自 然。”对他以及其他上世纪中期的美国人而言，种族仇恨和文化 对立是很“自然的”或者说是基本常识。在他们的眼中，不论是土著印第安人还是日本人都是“野蛮人”，坚守一些奇怪的不合理的信念，而不遵从“文明的”西方传统规范。日军对盟军战俘 的野蛮残忍行径以及他们对天皇的所谓自杀式效忠使得美国人认 为日本佬是比德国人更残暴可耻的敌人，也因此太平洋战争更为 残酷。因为美国同德国文化上的相似性，大部分美国人将“好德 国人”与纳粹加以区分，但他们却倾向于将所有日本人作为效忠 “天皇”的狂热分子加以惩罚。战争结束后，许多美国的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仍旧视日本人为敌人。实际上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后悔没在日本多投几枚原子弹。在庆祝第三舰队返航旧金山的宴会上，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表明对那些为确保“彻底击败冷酷敌人”而忍辱负重和捐躯的美国战士而言，对日本的“宽大”行为 将是对他们的侮辱。在报纸头版刊登由前战俘陈述的有关日军暴 行的证词同时，哈尔西善用时机表明了观点，他的观点得到许多 无意对日本人表示善意的美国人的认同。

很明显，战后许多美国人仍然厌恶“日本佬”，但由于战 后不久冷战的加剧，日本成了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尽管战 争期间美国的轰炸机几乎炸毁了日本所有的城市，但日本仍算是 一个有着金融机构、交通通讯设施和一批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 力的工业国。日本保留着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必需的成分， 在战略意义上，它的地理位置远离亚洲大陆，日本凭借这种种优势成为美国在远东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看到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美国决策者的忧虑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们只得将注 意力放在对前敌国的经济复兴上，以试图使日本成为亚洲的资本 主义国家典范。因此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放弃占领初期对日的首要 政策：即对日进行民主化，以及让日本对亚洲邻国发动的侵略战 争负责。在1947年到1948年后，盟军最高统帅部这个驻日军政 府走上了一条历史学家称为“逆转路线”的道路。盟军最高统帅 取消了许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例如土地再分配计划，取消了 变日本为民主平等国家的计划。为了加强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 还停止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败国赔偿，并且强迫亚洲国家再一 次成为日本的准殖民原材料供应国。不仅如此，美国还变本加厉 地为裕仁天皇辩护，这场破坏性极大的战争正是以裕仁的名义发 动的，给数百万的亚洲人民带来重大伤亡及痛苦，但美国却拒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这样一来，日本这个二战中亚洲首要的侵略者在随后的冷战中却成了该地区最大的受益国。美国为推进其冷 战目标，对日本经济的保护和培植为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奇 迹”打下了基础。

我们了解了美国决策者为何在二战后很快就与日本建立重 要的盟友关系，可是对于他们如何在战后对日政策上获得美国民 众支持这一点我们知之甚少。就在不久前日本佬还被彻头彻尾地 唾弃为戴着可乐瓶底眼镜，长着龅牙的类人猿，美国民众怎么这么快就接受与其结盟了呢？精英决策者可能已决定将日本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但美国民众是如何在战后不久就接受这项 政策的呢？

要理解美国民众对日态度由憎恶的种族敌人到重要盟国的 巨大转变，我们可以在美国大众话语中寻找线索。战后的美国 大众话语中认定两个“自然的”不争的等级关系——男性高于女 性，成年人高于儿童——并且将这种等级关系比拟在“白种人” 同“有色人种”的美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上。将日本比喻成女性，这样日本的政治附庸国的身份就像艺伎附属于男性客人一样顺理成章；而日本被比作孩童则突出了其成长为“民主”国家的潜能。战后美国人开始用这种普遍接受的、既有的、对性别和成熟度的思想意识看待美日关系。美国民众在性别与成熟度这两个互 相强化的概念框架下理解美日双边关系，也开始不再将日本人看 做野蛮人，而是需要美国引领和爱护的附属物。换句话说，性别 和成熟度的意识形态帮助美国人弱化了对日本的种族敌对。将仇 敌女性化或视其为不成熟孩童的做法使美国民众较容易将“日本 佬”人性化，继而赋予他们以新的角色：他们是美国人的职责。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重建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扮 演世界领导者这一新角色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等级体系 面临挑战的变革的世界里，美国对民主作用的看法。美国国内两 性关系及种族关系的变化是最为切实的。当时女性已准备好挑战欧美男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既定统治地位，要求维持二战期间女性享有的更多的权利、机会和待遇。尽管女性有组织的公然对抗 的势头直到几十年后才有所增长，但在战后的话语中，它对瓦解 传统性别等级的作用显而易见。的确，美国人在冷战文化中将日 本女性描绘成女性的典范的做法可被视为是对这一新思想方式的 抵抗。而在国外争取民主的斗争不断胜利的背景下，美洲黑人在 争取社会地位及政治权利平等上组织得更为完备，准备得更为充 分。他们的境遇以及美国社会事实存在的种族歧视加强了美国人 对民主社会需要“包容”少数族裔这一话题的探讨。美国人这种 对待少数族裔——包括新近被拘禁的日裔美国人——的方式不是 简单地出于道德良知，而是美国在寻求将新兴的独立国家争取纳 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为国家威望考虑而制定的外交政策。(https://www.daowen.com)

因此日本战后的形象是美国国内种族及性别关系变化所引起的思想转型的产物，也是美国开始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战略产物。当然日本也参与了这一形象改变的 过程，试图向美国人展示日本是个崇尚和平的可靠盟友，但是在 此我所关注的是涉及日本的美国话语和文化以及20世纪中期从 全球视野出发的美国如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为了在美国大众话语中重塑日本形象，范围广大的政府及 非政府的人物都投身其中，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加 州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马修、国家部门的官员们，还有记者、作家、好莱坞制片人以及普通百姓。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的角色是那些在美国占领期间去过日本的美国人；他们也是美国国内思想 变革的先锋。最终描绘的日本新形象成为了冷战期间解读美国媒 体、电影和学术研究中日本形象的标准。

随着日本形象的改变，改变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 在本书中我们会读到关于和日本女性结婚的美国大兵，战后留美 的大学生，背负叛国罪的日裔美国人，“广岛少女计划”和“精 神的养子”计划的报道。所有这些叙述者都超越了感知层面，向我们展示了意识形态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所有这些个体——情愿或不情愿地——都参与到了美国对日话语的改变当中。将日本敌人转型为在美国文化上可被接受的盟友是一个复 杂而曲折的过程，有时会牵涉到政府的许多部门——可能是以 直接的形式，例如盟军最高统帅部对驻日工作人员进行的岗前 培训，也可能是以间接的形式，例如通过该部门支持的私有经 济实体的努力而达到目的。基本上，美国政府没有精心策划这 场战后民众对日观念改变的戏码。独立思考的美国民众有时会 不知不觉地倾向于散播有助于达成政府目的的观念。美国的作 家和制片人，协同美国政府官员一同就日本人以及与前敌国日 本的适当关系传达了非常连贯的信息。

在文化传播渠道方面，例如期刊、电影和报纸，美国人对日观念的转变过程尤为曲折，整个过程毫无规律且时断时续地朝着纳日本为盟友的目标前进。这些文化上的改变未必与国家一级 的政治事件步调一致。换句话说，从政策目标指向大众文化的单 向流动极少，实际上，政治目标和大众文化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 复杂关系——一种容许差异和矛盾存在的共生合作关系。这意味 着美国公众话语和大众文化基本上是在帮助证实决策者们所定目 标的正确性，但有时也会与他们意见相左，决策者彼此也常会对 政策的细枝末节意见不一。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接受转变后的对 日观念。当许多《生活》杂志的读者或是好莱坞的观众接受种族 包容和日本人的同时，许多人也在拒绝接受。直至今日，在美国 也能听到有人坦言仍不相信日本人，也可以听到有人讲他上了年 纪的亲戚因为珍珠港事件仍旧仇恨日本人。日本负面僵化的形象 仍深植于美国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这一形象随时可被激活。

本书的目的不是研究对日占领官员如何制定政策，而是讲 述一段文化历史，借以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辅助国家的 外交政策的。发生在冷战这几十年的“文化转向”的确影响了许 多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学家，但更多的学者仍在继续关注政 策制定，仍在继续构建论据，试图说明一如性别这样的文化概念 如何对政策施以影响。还有些学者也研究了欧美人眼中日本人的 形象，但没有明确地将这些形象同欧美国家在国内外的政策相联系。不过也有些学者还在努力试图理解美国文化是如何帮助美国实现了在海外的实力扩张。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中， 他向世人展示了表面上温和无害的欧洲文学文本抑或是学术研究 所起的作用。它们通过将远东殖民地描绘成无能力自制因此无法 自治的“东方他者”来维护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和它们的远东附属 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或剥削关系。因此东方学这一意识形态为帝 国主义者提供了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合理解释。可以确信的是，美 国从未将资源贫乏的日本作为其殖民地加以剥削，相反美国帮助 日本成为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查莫斯·约翰逊的话说，这是“美帝国的最高奖赏”。尽管如此，萨义德的理论使得我们认识到一个强国的人民是如何无意识或潜意识地延续国家的外交政策的。

除了书名，书的内容和艺伎关系不大。但艺伎这一概 念——一种在日本社会非常边缘化的文化风俗——是战后美国日 本观的核心。而这一点是如何形成的才是本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