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盟军统帅和裕仁

麦克阿瑟因为保留天皇并保护裕仁，使其免受战犯的惩处，而常常为人称颂或是批判。在战争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将天皇的去留以及他能否配合美国行事的决定权留给了盟军最高统帅部。麦克阿瑟和陆军准将邦纳·费勒斯，他的军事秘书及心理战参谋长，被先期派去保护裕仁。早在20世纪３0年代中期，费勒斯就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曾写过报告，那时他就有了自己的观点看法。费勒斯俨然已是研究日本士兵心理的专家权威，他也坚定了麦克阿瑟的信念：裕仁对于日本人民的安宁生活和美国军队的安全都很重要。在1944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费勒斯断言称如果盟军惩治天皇，日本民众会群情激奋，并会“如蝼蚁般誓死反抗”。他称“对日本民众来说，绞死天皇不异于对我们来说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最高统帅抵挡住了来自其他盟国绞死天皇的要求，甚至拒绝了一些来自皇室内部要求天皇裕仁下台的建议。麦克阿瑟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对待公众舆论也不需要像国内经验不足的决策者那样谨小慎微。就这一事件的处理上，他的观点和美国政府的愿望契合一致。于是麦克阿瑟得以实施杜鲁门政府和决策者们想要却不能批准的政策。

麦克阿瑟在展示了首张宣传照，调整好同天皇的关系状况之后，在最高统帅部的支持下，又展开了宣传活动，大量的宣传照向美国以及日本的民众展现了一位不尚武力、“民主的”，更真实、生动的天皇裕仁。尽管之前就日本民众对天皇的狂热崇拜有所了解，总司令部负责宣传的官员还是意识到在饱经战争蹂躏的日本民众中重塑天皇形象的必要性。毕竟，日本政府在1945年初提出和平投降建议书的原因之一也是担心国内爆发社会革命。宫内厅在最高统帅部的帮助下向民众推出了“人民的天皇”裕仁，这样的一位天皇了解民众，与人民打成一片而非深居皇宫，不问民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宫内厅向外发布了皇室的大量照片，以使皇室显得好像无异于普通的日本民众家庭。第一批照片在裕仁声明放弃神性后的第二天被刊登在日本报纸上，其中的一张是皇后身着土褐色和服，跪坐着和两个孩子一同喂小鸡的场景；照片的隐义是说皇室成员也像日本民众一样曾受苦受难。

自1946年2月开始，在美国军方的陪同下，天皇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从大城市到偏僻渔村的全国巡视活动，其间他走访了学校、医院，看望了负伤老兵、阵亡战士的家属，参观了工厂、矿井等等。早在皇室三代之前，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就曾为了合法化巩固其权威进行过同样的全国巡视，这两次全国巡视都获得了成功。尽管有一小部分人仍心怀不满地质疑裕仁既然有能力为何不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灾难，但大部分的日本人已经将其作为拯救日本人民于战祸的救世主。他们相信是这位慈父一样的天皇制止了美国的狂轰乱炸，而且还勇敢地向麦克阿瑟提出只要这位最高统帅能确保日本人民的安全，他愿意做出自我牺牲。

麦克阿瑟更加强渲染了这一天皇形象。某种程度上说，麦克阿瑟树立了这样一个充满男性气概，勇于承担责任，受人尊敬的天皇形象。他曾多次讲述一件事，之后还将它收录在回忆录里。他回忆首次与天皇会面时，天皇曾说：“将军阁下，我在此接受以您为代表的盟军各国的审判。我愿为日方所有的政治军事决定和日方人民在战争中的行为全权负责。”由于协议规定麦克阿瑟和天皇的11次会面内容需保密不得外泄，几十年来，麦克阿瑟所说的这些都一直未被质疑。然而在20世纪７0年代披露的由天皇的翻译在那次世人瞩目的会面后随即所做的详细会议记录中，谈话内容却大相径庭，期间天皇从未提及要对战争负责。当然也可能麦克阿瑟真的相信他确实听到了天皇这么说。麦克阿瑟将军被先期派去与天皇交涉：或许他记得曾听到过他想听到的内容。也许他故意编造了这一谈话内容来合理化自己的决断。也可能是这位翻译的记录不可信，天皇的确曾声称对战争负责。姑且不论哪个版本或版本的组合是真实的，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直至这位翻译的会议纪录公诸于世时，由于在这几十年中麦克阿瑟的版本被反复重复，他的描述在美国和日本早已成为了公认的事实。麦克阿瑟将军的叙述连贯而简洁，还带有英雄色彩。而天皇未被作为战犯加以审判和惩处的事实也好像是对他能在面对身形高大、实力强大的对手时仍能保持个人尊严和荣誉的应有回报。

邦纳·费勒斯还编了个凸显天皇勇气和尊严的故事。那些像费勒斯一样很同情天皇的美国人以皇室内阁一样的方式将天皇描绘成：一个勇者，单枪匹马地降服了“军国主义分子”，制止了他们的疯狂行径。在1947年7月的《读者文摘》中，费勒斯发表了题为《裕仁勇敢直面投降》的文章，文中称直至1945年春天，天皇裕仁一直致力于停战投降事宜。费勒斯细述裕仁曾对皇室成员说“不论他个人会遭受什么，他都要建议停战”，费勒斯的这一叙述再次重申了皇室内阁所力推的主旨，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都非事实。费勒斯在他的讲述中比他的上司更具有想像力——至少麦克阿瑟亲历了自己所讲的故事——而费勒斯让他口中的裕仁在8月14号关键的内阁会议上对那些反对投降的人显得更加具有“威压感”。文章开头配了一小幅钢笔画，画中裕仁在内阁会议上笔直地站立着，而他的内阁成员则坐着，一个个面容憔悴，不知所措。有趣的是这位画家笔下的天皇穿着一件晨礼服（在工作会议上，天皇不可能穿成这样），站姿也同与麦克阿瑟所拍的著名合照中一样——但肩膀却明显宽了许多。费勒斯后来成了约翰·伯奇会的创办人之一，他以完全确定的语气援引了这个所谓确凿的皇室权威的话语。(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在从某种角度审视费勒斯和麦克阿瑟的态度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若是日本在8月中旬没有投降，他们两人应该已经在率兵侵入日本了。如同那些早已投入到或是准备前往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士兵一样，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束，他们也满怀理解地松了口气。许多士兵认为是对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性轰炸救了他们一命，就像曾是退役老兵的文学教授保罗·福赛尔所说的那样：“感谢上帝赐予了原子弹。”同样，那些前往被占日本服兵役的美国士兵对到达日本后所受到的接待深感安慰，他们将所看到的和平有序的社会状况归功于天皇。在他们看来，天皇“阻止了一切灾难，恢复了天日”，正如新闻记者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恩在他们的占领期回忆录《美国的天皇》中所写：

日本民众中的风纪自律——尽管在侵略时期曾被误导误用——的确是不同凡响。天皇一声令下“立定！”，他们就立定，除了极个别狂热分子——但在8月中旬看到他们的阴谋计划破产后，也停止了战斗，当我们登陆日本时，7千万日本民众，甚至在本岛的３00万武装士兵都表现得驯良温顺。

能够对几百万人施加这种所谓的控制力，在像麦克阿瑟和费勒斯这样的军人眼中是令人惊奇又羡慕的，而且出于现实和人道主义原因，这种控制力也令人钦佩，因为它帮助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当然，美国人夸大了天皇的权威和控制力；那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在“停止”了军事行动后都感到宽慰，而且因为不必备战与强敌拼死一决而深怀感激。但在日本民众对天皇权威的尊重这方面，两位将军所做的猜测是正确的，矛盾的是美国人希望对这种权威加以控制，为己所用来“民主化”日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