傀儡天皇
费勒斯和麦克阿瑟将军这两个保守的帝国体制的支持者认为裕仁的性格是直率、坚定的，但与他们相比，《美国的天皇》一书的作者对天皇持有较矛盾的看法。那些对日本帝制和天皇同情较少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裕仁软弱被动、没有骨气。就在战败日本的国民们开始将天皇作为结束战争的勇者加以尊敬崇拜的同时，一些驻日美国人却喜欢嘲讽天皇和这个建立在神话上的帝国制度。还有些驻日官兵戏称天皇的全国巡视为“是么”巡回游，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天皇在接见民众时通常的回答都是“是么？”——“啊，是么？”凯利和瑞安曾写道，在遇到民众时，“天皇仍很紧张、拘谨”，“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讲话仍旧僵硬、不自然，但他似乎还是勇敢地坚持着。”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露西·克罗克特对天皇裕仁不甚同情，曾嘲笑他“吓得土黄的脸上……带着角质眼镜，有着倾斜后缩的下巴和滑稽可笑的胡子”，露西嘲讽天皇的公众形象就像个“民主党人士”。她还称驻日美国人认为他是“（不）在场的小矮人”，暗示天皇一直都是个不重要的角色。
一些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从日本历史了解到帝制存在的大部分时期均被有权势的皇家贵族和军人统治利用的美国人——视天皇为战时“军国主义者的傀儡”。那些对日本不太了解的美国人则认为裕仁是无自主能力的傀儡，这也符合早先普遍认同的观念——日本人是有待他人操纵的玩偶。大部分美国人如果说在战前对日本的皇室有点了解的话，应该说是威廉·吉尔伯特和阿瑟·萨利文的音乐剧《天皇》给他们或多或少留下了些印象，该剧于1885年首映，之后的几十年直至20世纪都一直大受欢迎。巧合的是，该剧也是美国在被占日本上演的首批剧目之一。它的开场是这样的：
想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是日本的权贵；
在花瓶上，在陶罐上，
在屏风上，在团扇上，
到处都画着我们的形象；
我们的姿态怪模怪样，
你若不这样想，那就错得太荒唐!
你若以为我们被线绳操纵，(https://www.daowen.com)
就像日本的木偶一样，
那你就没有弄懂，
这才是皇家气象!
《天皇》延续了维多利亚时期西方人视日本为幼稚的“玩偶世界”的观念——即使真枪实弹地和日本人恶战之后，美国人仍无法去除这一观念。尽管在第二场中写道：日本人不是“像提线木偶一样由线绳控制”，但歌曲和整个剧目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日本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有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剧作在先，凯利和瑞安将他们的著作定名为《美国的天皇》，其原由也就比较清楚了：滑稽的、玩偶似的日本人，现在“操纵他们的线绳”掌控在美国人手中。
考虑到战前普遍存在视日本人为玩偶且易掌控的观念，在许多其他的美国作家和新闻记者看来将天皇刻画成傀儡很合理——要么受“军国主义者”的操纵，要么受美国人的掌控。例如1945年9月的《高级学术》在谈到战争的正式结束时称“今天的日本，丧失了昔日的不义之财，日本天皇成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查理·麦卡锡’”。保留天皇的SWNCC150号文件在大约一周前就已向公众发布，当然之前完全没有参考傀儡们，或是“查理·麦卡锡”——会说腹语的表演者埃德加·伯根那著名的木偶——的意见。考虑到美国人对皇帝和日本的既有观念，而且这一比喻又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于是这本面向中学教师和学生的杂志便毫不犹豫地也采用了这一比喻。据说，很快一些驻日的“无礼”分子（他们不可能看到《高级学术》的描述）也开始把天皇蔑称为“查理”。新闻记者约翰·拉塞尔达曾写道：裕仁“对我们俯首帖耳，是合适的傀儡人选”，对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言听计从。他解释说天皇“可起到凝聚力的作用，让他继续发挥该作用，以防日本内部的全面动乱，这是最好的权宜之计”。
但是这些撰稿人对最高统帅部所做的努力并不完全信服，他们既不完全相信裕仁是“深居京都皇宫中不善言辞的傀儡或是无赖军国主义分子的囚徒”，也不相信“这位查理”是“热爱和平的隐士，对花鸟鱼虫的兴趣比对独裁专政和战争要大得多”。麦克阿瑟认为天皇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控制监禁，连去洗手间的自由都没有”，他们对此不以为然，并且怀疑裕仁预先早就知道并且准许了袭击珍珠港和在亚洲的侵略扩张。
但是这些撰稿人还是赞成利用天皇的政策，并在他们的文章中强调利用天皇的辅助统治日本的现实意义，为该政策辩护。一位驻守日本偏远地区的军政官员曾对克罗克特说：美国人应该感到欣慰，“走在东京大道的日本都市人”仍会驻足朝拜皇宫。“在这个距最近的作战部队５0英里的地方，我个人对运用心理战术而非武力的驻日政策深表赞同。”新闻记者诺埃尔·布希也表示了赞同，他强调说如果当时美国当局像“众望所归的那样在战败者面前”革除天皇，那么他们也就“把日本人同美国征服者合作的基础和动机扫除殆尽了”。这样一来，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除了没用的日裔美国人外”，一个语言几乎完全不通的充满敌意的民族进行施政和管理。保留天皇裕仁使得美国人得以利用“日本现成的国家机器，包括从高级外交大使到乡村邮递员的2百万左右日本政府工作人员”。
这个观点抹煞了没有天皇也还是存在利用日本政府官僚机构的可能性，同时它或许也低估了饱经战乱的日本人民的心理状况，比起和美国人继续打仗，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保命生存。的确，在说服一些顽固分子自愿放下武器时，天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那些美国政府政策的辩护者们或许夸大了天皇对驻日占领的长期作用。当然这类观点所依据的设想是日本人支持帝制，没有帝制日本国将无法运作。克罗克特认为日本人在接连不断的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步履蹒跚，于是她断言日本人需要帝制“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直到有一天他们成长发展，最终断除对它的依赖”。她的这番论断与费勒斯的言论相呼应。费勒斯曾说就如同耶稣是美国人信仰的核心，天皇就是日本人信仰的所在，但是克罗克特的论断中抱有文化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和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发展的希望，日本能够“成长”，最终摆脱这种无效且幼稚的信仰体系。
在美国政府未作任何指示和要求的情况下，许多驻日的回忆录作家和美国观察评论家主动将“向国内同胞”解释美国驻日政策的正确性视为己任。他们似乎在去了日本之后也感到自己对美国驻日政策的成败有一份责任。在对日本人和“我们在日本的职责”的问题上，这些作家和大部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军官们持有同样先入为主的观念、偏见和障碍。就像所有的功力不凡的作家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叙述深植在了读者脑中。克罗克特的回忆录表达了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她一定预料到了美国潜在的目标读者会持粗俗、顽固的态度——这一印象不难发现，早在战时，她的美国同胞们就对日本敌人心怀愤恨。她自己对保留天皇的意见总结如下：“麦克阿瑟将军技艺高超地打了一局气势恢弘的扑克游戏，其间，盟军充分利用了日本人手中的王牌。”克罗克特以贬低天皇的方式来强调天皇对麦克阿瑟的作用，这样做是为了试图唤起美国同胞对天皇的仇恨，并说服他们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政策的正确性。